“你让我怀孕，我就不用判死刑了！”1947年，一个被指控为间谍的意大利女人，一再恳求着一名国民党军官，结果这个疯狂的念头，竟让她的人生发生了巨变。
1945年的广州，沙面岛上原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部的大楼阴森森地矗立着，空气中弥漫着湿热的霉味。铁窗后，一个意大利女人紧紧攥着栏杆，额头抵在冰冷的金属上，眼神里满是绝望与疯狂。
她叫贝安加，身着皱巴巴的丝绸裙，曾经的高贵气质如今被囚室的昏暗吞噬。她低声呢喃着什么，声音沙哑得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突然，她抬起头，对着门外那个穿着国民党军装的高大身影喊道：“谭展超，你让我怀孕吧！只要我怀了孩子，他们就不敢判我死刑！”
这话像一枚炸弹，炸得门外的人愣在原地，也炸开了她跌宕起伏人生的另一幕。 谭展超站在门外，手里的香烟抖了一下，烟灰洒落在磨得发亮的皮靴上。他没说话，只是盯着她，眼底复杂得像翻滚的乌云。
这个女人，他曾深爱过，也辜负过。如今她被美国情报部门指控为间谍，涉嫌与日本情报人员勾结，罪名一旦坐实，死刑几乎是板上钉钉。他攥紧了拳头，转身离开，只留下一句低沉的：“我去找人。”
贝安加瘫坐在地，泪水混着脸上的灰尘滑落，她不知道这一刻的恳求，会不会真的成为她命运的转机。
事情得从九年前说起。那是1936年的罗马，夏夜的微风吹过台伯河，贝安加站在家族庄园的阳台上，裙摆被风轻轻扬起。她15岁，金色的卷发在月光下闪着光，活像个从油画里走出来的贵族少女。那晚，她的表哥带回了一个东方青年——谭展超。
因为互相喜欢与爱慕，两人很快坠入爱河，1936年秋天，他们不顾她家族的反对，在罗马结了婚。婚礼上，她穿着白色蕾丝婚纱，他一身军礼服，教堂的钟声响得震天。
1938年，谭展超大学毕业，带着怀孕的贝安加和刚出生的一双儿女回到中国。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他一腔热血要上战场。她跟着他到了广州新会老家，又被送到香港待产。香港的医院里，她生下第三个孩子，却因病夭折。她抱着孩子的遗体哭到昏厥，谭展超却只能匆匆赶回部队。
那段时间，他在香港遇到了孙立人——淞沪会战受伤的名将，正在养伤。孙立人看中了他的才华，邀他做上校参谋。谭展超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跟着孙立人去了贵州都匀练兵。 贝安加在香港养好身体后，带着孩子千里迢迢赶到都匀。
她满心以为能和丈夫团聚，可到了那儿，她发现谭展超的身边多了一个身影——何懿娴。那一刻，她想起了母亲婚前的警告：“中国男人可以三妻四妾。”
她攥紧了手里的围巾，决定不接受这样的婚姻。 她带着三个孩子离开都匀，辗转到了上海。1941年，她生下第四个孩子，可谭展超已经随新三十八师奔赴缅甸战场，汇来的钱越来越少。家里七口人等着吃饭，她一个贵族出身的女人，从没为钱发过愁，如今却连孩子的奶粉都买不起。
为了挣钱她出入灯红酒绿的场所，结识了法国维希政府的领事、日本商人，甚至美国的情报人员。她靠着这些关系做起了投机生意，走私黄金、美钞，赚得盆满钵满。可好景不长，1945年日本投降，她的风光日子也到头了。
美国情报部门盯上了她，指控她以贸易为名刺探盟国情报，频繁搭乘日军飞机轮船往来城市。11月，她被逮捕，关进了广州沙面岛的牢房。 牢里的日子像噩梦。潮湿的墙壁渗着水，蟑螂从角落爬过，她蜷缩在硬板床上，脑子里全是孩子的脸。
她知道，如果被判死刑，孩子们就彻底没了依靠。那天，谭展超来看她时，她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她提出那个疯狂的想法——怀孕。她听说过中国的法律，孕妇可以暂缓行刑，甚至有可能被赦免。谭展超沉默了许久，最终点了头。
他找来孙立人证明她是军人家属，又四处奔走托关系。贝安加被转到博济医院“休养”，在那里，她和谭展超同房，顺利怀上了孩子。 怀孕的消息传出去后，舆论炸了锅。意大利大使馆、教会，甚至远在美国的谭展超亲属都开始施压。
广州高等法院顶不住压力，老蒋亲自下令特赦，贝安加无罪释放。她走出监狱那天，天空阴得像要塌下来，她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想去找谭展超，可内战爆发，他被调到东北战场。
她还没动身，就传来他阵亡的消息。那一刻，她的世界彻底崩塌。 她带着孩子们回到意大利，上海的一切像一场梦。她在巴黎找到新生活，成了Dior创始人克里斯汀·迪奥的助理兼模特，后来还奔赴海湾战争前线做战地记者。
晚年，她写下自传《鸦片茶》，回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贝安加·谭，这个名字承载了太多的爱与痛。她轻轻合上书，远处河水无声流淌，像在诉说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