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的人并不比我们自私。 在北欧国家，瑞典人均年

从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的人并不比我们自私。 在北欧国家，瑞典人均年慈善捐款高达500美元，处于全球最高水平之列，而且超过90%的家庭都参与过公益活动。虽然瑞典文化强调个人边界，但通过高税收支持全民医疗、教育和养老，这实际上是“利他主义制度化”的体现，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考虑。挪威则将石油收益的65%存入主权财富基金，目的是保障后代的福祉，这种跨越代际的责任意识，远远超越了自私的范畴。 在危机时刻，发达国家的人们也展现出了互助精神。德国在疫情期间，全国涌现出1.2万个“新冠天使”志愿者组织，年轻人主动为老年人采购物资，社区也自发成立互助网络，在困难时期大家相互扶持。日本在3·11大地震后，超市货架一开始被抢购，但第二天民众就自觉排队购物，便利店还免费发放食物，这种秩序背后是长期培养的公共意识，大家都在为了共同度过难关而努力。 制度设计也激发着利他行为。在瑞士，公民积极参与立法投票，平均投票率在50%以上，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而不是只关注个人得失。美国的企业也有着社会责任意识，像谷歌将1%的利润和员工时间投入公益项目，微软通过技术援助全球教育，这类制度性利他已经成为商业文化的一部分。 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也有着利他实践。加拿大的社区图书馆，居民自发捐赠书籍、义务管理，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小自由图书馆”网络，它完全依赖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来维持运转。在英国，每60秒就有1人献血，NHS血液系统90%依赖自愿捐献，这种持续的参与体现了对社会共同体的承诺。 而在发展中国家，同样也有着令人感动的利他行为。中国在汶川地震时，全国捐款超过760亿元，志愿者超过300万人次，大家齐心协力帮助受灾地区渡过难关，展现出强大的集体凝聚力。印度的“赤脚医生”，乡村妇女自发学习医疗知识来服务村民，这种互助模式和发达国家的社区诊所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帮助他人。 由此可见，文化差异并不代表道德优劣，发达国家的“边界意识”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互助”只是不同生存策略的选择。同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或危机应对机制能显著激发利他行为，而且无论国籍，资源充足、教育水平高的人群更倾向于合作。 所以，每个社会都有利他与利己的个体，这是人性的复杂面，而不是由国家发达程度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