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8岁的张学思在学校被老师打了十下手板，张学思哇哇大哭:“我爸是张作霖，我回去就让他毙了你。”这时，大帅府电话拨了进来，老师战战兢兢接起电话，话筒里一个女人说道:“打得好，重谢。”
电话那头的女人叫许澎旸，张学思的母亲，张作霖的四姨太。她站在大帅府的客厅里，放下话筒时，窗外正飘着细雨，雨滴打在玻璃上，发出轻微的啪嗒声。她的眼神沉静，嘴角却微微上扬，似乎对儿子的这场风波早有预料。
许澎旸不是那种只会倚仗男人权势的女人，她的骨子里带着一股韧劲，那是她从苦日子熬出来的底气。 她出生在河北宛平县的一个小村子，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早逝，母亲靠给人洗衣缝补养活她。
井边打水时，她的手冻得通红，洗衣服的动作却麻利得很。那年她十八岁，皮肤白得像冬天的雪，长发随意挽在脑后，正低头搓着一件破旧棉袄。张作霖骑马路过，冷不丁瞥见这一幕，心跳漏了一拍。他没多想，几天后就带着人上门提亲。
许母攥着围裙，站在门口，死活不肯点头：“你是大帅，可我闺女不能给人做小。”张作霖不吭声，转身走了，可没过两天，他派人直接把许澎旸“请”进了大帅府。
生米煮成熟饭，许母抹着眼泪，也只能认了。 进了张家，许澎旸的日子并不好过。大帅府里，三姨太戴宪玉长得妖娆，嗓音甜得能腻死人，张作霖的心思大多在她身上。没多久，五姨太张寿懿又来了，年轻泼辣，风头更盛。
许澎旸夹在中间，像个局外人。她不争不抢，每天穿着素净的棉布衫，低头忙自己的事。府里的丫头们私下嘀咕：“四太太这性子，怕是熬不到头。” 可她偏偏熬出了头。那是1908年，张作霖带兵去北漠剿匪，路途颠簸，风沙漫天，几位姨太太跟了一半就受不了，哭着要回奉天。
唯有许澎旸一声不吭，裹着厚棉袄跟在队伍后面，晚上还帮着烧水煮饭。张作霖看在眼里，头一次正眼打量她。那晚，篝火噼啪作响，他递给她一块烤得焦黄的馍，她接过来，低头咬了一口，没说一句多余的话。
从那以后，张作霖对她多了几分在意，几年间，她接连生下四个孩子，张学思排行老三。 孩子多了，许澎旸的心思也活泛起来。她小时候最大的念想就是读书，可家里穷，连个私塾都进不去。
如今有了依靠，她鼓起勇气跟张作霖提了一嘴：“我想去学堂。”张作霖点了头，她便兴冲冲进了奉天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室里，木桌椅磨得发亮，她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攥着笔，认真抄写黑板上的字。
可没过多久，街头小报炸了锅——“张大帅的姨太太跟学生挤课桌，丢人现眼！”舆论像潮水涌来，张作霖脸挂不住，硬是把她叫了回来。她坐在屋里，盯着窗外的槐树，眼神暗了暗，却没再闹。
学不了书，她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张学思在家念私塾时，她常搬个小凳子坐在旁边，跟着听先生讲《论语》。后来，她跟张作霖商量，把孩子们送进公立学校。她叮嘱得仔细：“不许坐轿车，不许穿绸缎，出门就跟普通孩子一样。”
张学思头一回穿上粗布衣，坐着吱吱作响的马车去上学，满脸不情愿，可许澎旸只淡淡说了句：“吃点苦，长点心。” --- 张学思在学校闯祸那天，消息传回大帅府时，许澎旸正在院子里给小女儿缝补衣裳。丫头跑进来，喘着气说：“三少爷跟老师顶嘴了，还说要让大帅毙了他！”她针线一顿，抬头问：“伤了人还不认错？”丫头点点头。
她放下针，起身走到电话旁，拨通了学校。那句“打得好，改日重谢”从她嘴里说出来，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 挂了电话，她让人把张学思接回来。傍晚，院子里点起了灯笼，张学思低着头站在她面前，手掌红肿得像刚蒸出来的馒头。
她没急着开口，拿了块湿布递过去，让他自己擦干净。他小声嘀咕：“我没错，是他先推我的。”许澎旸听完，蹲下身，盯着他的眼睛：“你爸是张作霖，可你不是。靠着家里耀武扬威，别人怕的是你爸，不是你。”张学思咬着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最终还是憋了回去。
从那天起，张学思收敛了不少。他开始学着自己背书包，走路去学校，课间也不再跟人耍少爷脾气。许澎旸看在眼里，偶尔会跟他说起老家的故事：“你姥姥以前洗衣服，手冻裂了都不吭声。你这点苦算什么？”她不爱长篇大论，可每句话都像钉子，扎进孩子心里。
几年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大帅府的辉煌如烟散去。许澎旸带着四个孩子搬到天津，租了个小院子，日子清苦却平稳。她常坐在门口，手里拿本书，孩子们围着她念英文单词。
后来，四个孩子各奔东西，张学思成了海军参谋长，其他三个也都在海外闯出一片天。1945年，她不顾儿女劝阻，执意回国，站在天津码头上，风吹乱了她的白发，她眯着眼说：“我生是中国人，死也得埋在这。”
直到1978年，许澎旸病逝，葬在八宝山。墓碑前，风吹过松柏，带走了一生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