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一位护士在查房时发现，病房里的许世友将军面色发紫，脖子还被一条白色的毛巾紧紧勒住。同行的一将官怒吼：“到底是谁下的手？”
1985年春，许世友常感到腹部胀痛，但他以坚强的意志力忍耐着，未曾向人透露半分。他的身体自信源于多年战场生涯，常言道自己受过众多伤痛，仍旧精力充沛。即便如此，他依然积极参与户外活动，如打猎、爬山，甚至展示自己的少林功夫。
3月的一天，未曾用早餐的许世友前往上海华东医院接受体检。此次检查的结果非常不利，甲胎球蛋白水平异常，远超正常值40倍，这通常是肝癌的早期征兆。华东医院的医生因此召开专家会诊，但因许世友有长期饮酒及肝硬化病史，诊断变得复杂，医生们只能建议定期复查。
此后的两个月，许世友一如往常地活跃在各种活动中，无人向他透露检查结果。南京军区总医院进行的进一步检查显示他的肝硬化现象明显，但未见明确的肝癌迹象。然而，7月5日的复检结果再次显示甲胎球蛋白水平异常，使得情况变得紧迫。
在许世友本人并未察觉的情况下，南京军区总医院向军区高层报告，他可能患有肝癌。尽管此消息在小范围内传播，许世友却依然未被告知真相，他依旧坚信自己身体健康，认为偶尔的腹痛可能仅是偶发。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人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越来越担忧。军区领导决定让与许世友关系良好的聂凤智来做工作，试图说服他前往北京301医院进一步检查。尽管聂凤智尽力劝说，提及南京检查的结果和北京的医疗优势，许世友却坚决拒绝前往北京。
在许世友坚持的态度下，他留在南京，拒绝任何进一步的医疗干预。尽管医生和家属尽力劝说，许世友仍旧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愿接受更多的医疗检查。
许世友的不愿接受现代医疗观念，引起了高层的严重关注。中央军委及南京军委的领导层不得不采取措施，秘密组建了一支精英医疗小组，常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展开系统性的看护与治疗。这个团队由南京军区总医院的顶尖医生组成，他们随时待命，为许世友的健康保驾护航。
尽管面对专业医疗团队的密切关注，许世友的态度依然倔强。他认为自己的意志力足以战胜任何疾病，对医生们的专业建议持怀疑态度。随着病情的加重，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能承受这种自我治疗的重负。癌细胞的侵袭使他痛苦难耐，而他依然不肯轻易示弱，坚持独处，不让旁人见到他疼痛的模样。
面对病痛的折磨，许世友的精神状态出现了严重的波动。一位护士在查房时发现，病房里的许世友将军面色发紫，脖子还被一条白色的毛巾紧紧勒住，医护人员赶紧介入，阻止了他的自残行为。他的行为令全体医疗和看护人员感到震惊和无奈，医护人员撤销了所有不必要的尖锐物品，严密监控所有药品，甚至在许世友的房间安装了更多的监控设备，确保他24小时都在安全的看护之下。
在这一系列密集的看护下，许世友的情况依然没有明显的好转。他对治疗的抗拒和精神上的压力，使得医疗团队的工作倍感艰难。他们不得不经常调整治疗方案，尝试各种方法以求缓解许世友的痛苦。
1985年10月，许世友的病情急转直下。医疗小组从全国各地紧急召集了专家，全力抢救。但所有的努力似乎都难以扭转局势。10月22日下午，经过两天两夜的昏迷，许世友最终在病床上安详地闭上了眼睛，结束了他传奇而坚韧的一生。
在1985年10月31日的午后，南京军区礼堂已被改造成一个庄重的吊唁大厅，中间悬挂着许世友将军的遗像，周围摆满了密密麻麻的花圈。为了这次遗体告别仪式，多路人马已经提前几天开始了准备工作，从拆除锈死的座椅螺丝到重新布置整个大厅，一切都要求完美无缺。
治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前整理出了一份长达八百多人的好友名单，经过多次筛选和修改，最终确定了七百三十八人作为邀请对象。花圈的摆放成了一项大工程，不得不利用大厅的每一寸空间，甚至将部分花圈挂在墙壁和走廊上。
告别仪式尚未开始，许世友的家人已在一旁静静地站立，眼含泪水。天空渐渐地阴沉下来，仿佛连天气也在为将军的离去感到哀伤。正当人们陆续进入大厅时，南京的天空突然响起一声惊雷，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这种罕见的天气变化，似乎在为将军的离世增添了一份庄严。
到了下午三点，军乐队奏起了哀乐，北京的多位领导同志纷纷进入礼堂，向许世友的遗体告别。在这份肃穆和悲痛中，聂凤智将军作为许世友的老战友，他步入大厅，深深鞠了一躬。随着告别仪式的进行，大雨持续了整个下午。但就在遗体告别仪式结束时，天空突然放晴，晴空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