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百团大战中，一个叫斋藤的日军士兵从马上摔了下来，结果马儿跑了，队友们也没了踪影。这时，他又感觉到腰部被什么东西给撞了一下。 1940年的华北平原，百团大战的炮火正如火如荼地燃烧着。斋藤邦雄骑在战马上，随着日军第63师团穿梭在冀中地区的村庄间。这位年仅20岁的日本士兵，此时还不知道命运即将为他安排一段漫长而曲折的旅程。 ＂前方发现敌人！＂随着一声急促的喊叫，斋藤所在的小队突然遭遇了八路军的伏击。枪声四起，马匹受惊，斋藤被猛地甩出马背。他重重地摔在地上，一阵剧痛从腰部传来，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击中了自己。周围尘土飞扬，视线模糊中，他看到自己的战马受惊奔逃，队友们在混乱中四散而去。 ＂日本鬼子打得不行了！＂这是他昏迷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当斋藤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发现自己被俘虏了。与他预想中的酷刑不同，八路军战士给他包扎了伤口，还分给他一块玉米饼。这与他在军中听到的宣传完全不同。在日军中，军官动辄对士兵拳打脚踢，耳光不断。斋藤还清晰记得在中国战场上，他的长官吃着精致的粳米，而普通士兵只能啃食发霉的烂米饭。 ＂这里的人对俘虏居然也一视同仁，＂斋藤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在这里，我再也不怕长官早晚打我耳光了。＂ 五年后的1945年8月，战争形势彻底逆转。随着原子弹在日本本土爆炸，战争很快走向结束。而此时的斋藤，已经被移交给了苏联军队。苏军在对日最后一战中，以百万兵力席卷东北，歼灭了日本关东军。根据解密的苏联档案，苏军共俘虏了63.96万日军，其中真正被带回苏联的有58万余人。 斋藤成为了这58万人中的一员。苏联人对这些战俘另有打算——在经历了四年卫国战争的苏联，青壮年伤亡惨重，特别是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严重缺乏劳动力。而这些地区又是苏联重要的工业和生产基地。 1945年深秋，斋藤与其他日军战俘被装上火车，开往远东的＂独立劳动营＂。沿途中，他看到越来越多的雪花飘落，温度不断下降。他不知道的是，即将到来的冬天会夺走近万名日本战俘的生命。 随着火车不断向西，斋藤心中明白，他的战俘生涯才刚刚开始。 西伯利亚的第一个冬天过去后，斋藤邦雄和幸存的战友们逐渐适应了战俘营的生活。每天早晨，他们会领到一块黑面包和一碗杂粮。＂如果发的是杂粮，我们就用饭盒煮了吃，所以水和炊具是必须要有的，＂斋藤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条件艰苦，但他注意到，看守他们的苏联人也衣着简朴，面容疲惫。 ＂这些男女从衣服上看都挺贫穷的，而且对我们也没采取什么侮辱的态度，＂斋藤记述道，＂苏方偶尔也会发发善心照顾我们去看场电影。＂ 战俘营中的生活逐渐形成秩序。苏联人给战俘们设立了工资标准——德国战俘是13卢布，日本战俘则是11卢布。然而，即使是这样微薄的工资，日本战俘们也拿不到全部。在当时，日本战俘仍被视为现役军人，按照苏军和关东军的协议，他们需要＂按战时日军役期，去苏联和苏联指定的国家继续服役，从事生产劳动，直到到满期为止，以此做为对苏战争补偿＂。 最令人惊讶的是，日本战俘们的工作态度。与德国战俘相比，日本人表现出惊人的勤奋和服从。＂当德国战俘还在抗议苏联早上八点干活的时候，＂一位苏联监工回忆说，＂凌晨六点的日本战俘营，工人们早就洗漱完毕，在等长官训话，交代和分配当日任务，吃完早点，唱着军歌去工作。＂ 战俘们被分配到各个行业。根据1945年的记录，仅在滨海边疆区，就有2.5万人在煤炭企业工作，0.8万人在军工生产，0.2万人在有色金属冶炼，1.2万人在建筑业，0.5万人在林业，1.8万人在运输业。斋藤被分配到高加索冶金厂的建设队伍中。 每天工作结束后，当德国战俘早早回营休息时，日本战俘们却聚在一起开会，总结一天的工作，甚至主动提出加班。德国战俘对此感到不满，他们担心苏联人会以日本人的标准要求他们。在一些混合战俘营，甚至多次发生德日战俘互殴的事件。 ＂日本战俘在泥炭开采场工作，干活非常卖力，从不偷懒。＂《日本武士的俄国坟墓》一书中这样记载。斋藤和战友们的勤奋，使日本战俘在苏联经济重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1947年的统计，苏联当年GDP的0.7%是由日本战俘创造的。 一天晚上，在简陋的营房里，斋藤听到一位来自冀中的老战友讲述中国农民的地道战。＂中国农民在地下挖了四通八达的地道，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他们，＂那位战友说，＂从1943年开始，他们的地道已经非常完善，有防水装置、防毒设备，还有各种隐蔽的出入口。＂ 这让斋藤想起了自己在冀中地区搜捕八路军的经历。他曾参与过对定县北疃村的搜查，当时日军投放毒气造成了大量伤亡。这些记忆与他如今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曾经他在中国地面上搜寻地下的敌人，而现在他却在西伯利亚的地下矿井中为昔日的敌人劳作。 多年后，当斋藤终于获准回到日本，他选择了成为一名漫画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反战题材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