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有个怪现象，那就是：＂好皇帝＂基本都不怎么读书，甚至都识字不多，而读书好的皇帝往往都是昏君。这是很反常识的，但恰恰是个事实。这个早有好事者统计，说吾国史上600多帝王，＂学霸型＂的十有七八都没好下场，而＂大老粗型＂反倒多能开创几百年的基业。 李嗣源本名邈佶烈，无姓氏，出身于沙陀族。他自幼随父亲在军中长大，后来成为李克用麾下猛将，因在战场上英勇善战而被称为＂李横冲＂。尽管他不识文字，但军事才能卓著，在平定叛乱、统一北方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作为五代十国时期唯一的文盲皇帝，李嗣源每天需要依靠枢密使安重诲诵读奏章，这种特殊的治国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与李嗣源类似，汉高祖刘邦同样是缺乏系统文化教育的开国明君。作为一名出身县吏的平民，刘邦不通经史，甚至对儒家经典嗤之以鼻。他曾以＂项羽虽强，书不足恃＂嘲讽那些迷信书本智慧的文人。然而，正是这位粗鄙的＂大老粗＂，最终战胜了才华横溢的项羽，建立了汉朝四百年基业。刘邦的成功在于他懂得拉拢如萧何、张良等文化人才，弥补自身的文化短板，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 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事更为传奇。出身贫苦的他，少年时曾做过放牛娃、乞丐和小沙弥，几乎没受过正规教育。即使登基后勤学苦读，其文化水平依然有限。朱元璋对文人的态度极为复杂，既需要他们治国，又对其心存防备。他曾写下＂叽叽喳喳几只鸦，满嘴喷粪叫呱呱＂的打油诗讽刺文人，但同时又极为重视建立严密的制度与吏治改革，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 这些＂大老粗＂皇帝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的治国有着共同特点。首先是实用主义治国理念，注重实践而非理论。李嗣源在位期间建立了＂十条不赦之罪＂，为法制建设做出贡献；朱元璋则通过＂大诰＂政策加强基层治理；刘邦推行＂轻徭薄赋＂政策，让百姓休养生息。 其次是知人善任的用人哲学。李嗣源初期重用任圜、安重诲等能臣；刘邦善于区分＂运筹帷幄＂与＂决胜千里＂的人才分工；这些皇帝都懂得依靠贤臣弥补自身文化不足，这种务实的用人态度成为他们成功的关键因素。 最后是对民生的朴素关怀。李嗣源改革军队粮食供应制度，裁撤冗员，厉行节约；这些措施虽然简单直接，却能切实解决百姓面临的实际问题，而非停留在书本理论层面。 与文盲明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历史上不乏才高八斗却治国不力的＂学霸型＂昏君。隋炀帝杨广便是典型代表。作为一位文采斐然的诗人皇帝，杨广的文学造诣无可置疑，他留下的《辇下曲》等作品至今仍被传诵。然而，这位博学多才的皇帝在治国方面却表现出令人咋舌的暴虐。他大兴土木修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频繁巡游，使民力疲惫。杨广过度理想化的＂大一统＂政治幻想与现实严重脱节，最终导致隋朝迅速崩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大一统王朝之一。 宋徽宗赵佶的例子更为极端。作为中国历史上艺术造诣最高的皇帝，赵佶不仅创立了＂瘦金体＂书法，还精通绘画、音乐，堪称全能艺术家。然而，正是这位文化大师在位期间，北宋遭遇了灭顶之灾。他痴迷道教文化，轻信奸臣如蔡京、童贯等人，政治判断力严重缺失。最终＂靖康之耻＂的发生，使这位艺术大师沦为亡国之君，北宋也因此灭亡。赵佶的悲剧恰恰反映了文人政治的内在困境。 在五代十国的动荡时期，后唐几代皇帝的对比尤为明显。同为武将出身的后唐庄宗李存勖虽然比李嗣源更有文化，但在治国方面却远不如后者。李嗣源虽然目不识丁，却能推行惩贪反腐、裁撤宫中冗员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在乱世中创造了难得的清明盛世。而其他相对有文化的五代君主，却多沉溺于享乐，致使国家衰败。这种鲜明对比进一步印证了文化素养与治国能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种历史悖论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之间的认知差异。文盲皇帝由于缺乏系统的文化教育，往往更依赖直觉和实际经验进行判断，他们不被先入为主的理论束缚，能够更直接地面对现实问题。相比之下，学霸皇帝则容易陷入书本理想与现实脱节的困境，过度沉浸于文化和艺术的帝王往往缺乏必要的政治敏锐性。 传统文人教育也存在固有的思维局限。儒家经典虽然博大精深，但对很多现实问题却采取了回避态度，尤其是在军事、经济等硬实力方面的内容相对匮乏。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实践智慧，与书本理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这也解释了为何具备丰富军政经验的皇帝，往往比那些纯粹的文化精英更擅长治国。 在治国理念上，文盲皇帝多秉持＂朴素唯物主义＂与实用主义，注重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而学霸皇帝则倾向于理想化思维，提出脱离现实的宏大政策。李嗣源晚年虽然出现了疑心病，对大臣大开杀戒，但这与其文化自卑有关，反映了他作为文盲皇帝面临的内在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