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的一天，蒋介石去看马鸿逵，马鸿逵跪下抱着他的大腿，哭着说：“总裁，我对不住你。” 1949年，中国的政治格局正处于一场剧烈的转变之中。8月18日，国民党马敦静，身兼“宁夏兵团”司令及代理宁夏省主席，发表了一则激烈的公告，坚决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建议。 次日，马鸿逵从广州飞回银川。8月21日，马鸿逵与孟宝山会面，后者是他的老部下，并曾在抗战期间担任电讯处少将处长。尽管孟宝山详细说明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立场，马鸿逵却对和平解决的提案保持沉默。 到了8月23日，孟宝山进一步表达了共产党解决宁夏问题的诚意，并指出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的兵力压境。他苦心规劝马鸿逵倒戈起义，但马鸿逵再次拒绝了这一建议。 随着局势的发展，9月1日清晨，马鸿逵计划离开银川。在他登机前，孟宝山做出最后的努力进行规劝，但被马鸿逵无视。 马敦静在场时，他让孟宝山立刻离开银川，否则威胁将其送往广州。同一天，蒋介石担忧宁夏与其他已经倒向共产党的地区形成联盟，因此电召马鸿逵飞往重庆。 在重庆，马敦静与其父马鸿逵经常通过长途电话交流。马鸿逵提出：“要爹”则坚守宁夏；“不要爹”则跟随傅作义等人起义。面对这种两难选择，马敦静感到内心的挣扎，但最终还是在亲情的驱使下决定坚守宁夏，放弃了和平起义的机会。 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冲突，马敦静在吴忠堡召集了一场关键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防御措施，包括破坏青铜峡公路和占领牛头山阵地，并在必要时挖渠放水以阻止敌军的进攻。 此外，马鸿逵在重庆后派出其参谋处长张蔚野飞回银川，带来了一封关键指令。根据这封信的指示，“宁夏兵团”应经过固原靠近胡宗南部队，而团长以上军官的家属则被送往四川。随着张蔚野的离开，马鸿逵的长子马敦厚也悄悄带着家眷离开了银川。 当马鸿逵匆匆离开重庆，远赴台湾的那一天，他心中满是不安与期待。然而，台湾的日子远没有想象中的平静。国民党内部对他因不战而谈和、放弃宁夏的决策大为不满，责难声一浪高过一浪。 马鸿逵的到来，本应是一个新的开始，但一系列的事件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某日，马鸿逵前往郭寄峤的新宅，希望在其担任国防部次长的喜事上道贺，却不料遭到郭寄峤的怒斥。郭寄峤当着众人的面痛骂马鸿逵，言辞激烈，甚至毫不留情地指责他丢失了宁夏。 面对这样的指责，马鸿逵深感羞辱，但他并没有反驳，只是默默离开了郭的公馆。那晚，事态进一步恶化，国民党的宪兵突然来到他在北投的招待所，毫无预警地命令他立即搬出。他们甚至将他家的行李扔到了门外。 无奈之下，马鸿逵和家人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匆匆搬至台北市区的一家旅社。暂时的栖息之所未能给他带来安宁，几天后，宪兵又接到命令来拆除他的电话线，这一切的打击让马鸿逵愈加感到心寒。 在多方打击和无处安身的情况下，马鸿逵决定离开台湾，前往香港寻求治疗。在香港，他联系了多年的老友陈诚，寻求助于办理出境手续。尽管心中对郭寄峤的不满和愤怒积压甚深，他仍然选择不在陈诚面前提及这段屈辱历程，以免引来更多的麻烦。 在陈纳德的建议下，马鸿逵打算前往美国治疗。当他表示没有护照时，陈纳德立即协助他在澳门的美国外交部办事处快速获取了六份中华民国护照，并通知美国国务院为他提供签证。 1950年2月，马鸿逵完成了前往美国的所有手续，但出发的脚步却迟疑不定。他的年岁已高，经济并不宽裕，且不懂英语，这些因素使他对于在美国的生活感到不安。此外，马鸿逵心中有一个更大的愿望——返回台湾安度晚年。 这时，国民党宁夏省的前同僚王含章和李翰源来到香港，试图说服他改变立场，但马鸿逵坚决拒绝了他们的提议。香港的生活并不容易，物价昂贵且治安问题频发，使得马鸿逵的日常生活倍感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报告，请求批准自己前往美国洛杉矶治疗腿部疾病。 最初，蒋介石未予批准，但在王世杰的再三游说下，蒋介石终于同意了马鸿逵的请求，但特别强调，马鸿逵在美国不能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1950年10月，马鸿逵和家人离开香港，抵达美国洛杉矶。在洛杉矶郊区，他买下了一间小屋，并投资建立了一个马场。马鸿逵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他开始专心养马，与家人共同维持生计。按照蒋介石的指示，马鸿逵和家人过着低调、与世隔绝的生活，很少与外界接触。 然而，马鸿逵的平静生活被台湾方面传来的消息打破。台湾当局指控他在宁夏擅离职守并撤退军队，因此撤销了他的职务，并将他开除出国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