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探索远早于欧洲，但是我们没有殖民它！ 据《隋书》《通典》记载，公元607年隋炀帝遣使常骏抵达的"赤土国"，其冬至日晷无影、夏至日影朝南的天文特征，与澳大利亚南纬23°26'以南地区完全吻合。 元代航海家汪大渊1330-1339年间两度远航，在《岛夷志略》中详细记录澳洲北部"麻那里"和南部"罗娑斯"：描绘了基培利台地地貌、澳洲鹤鸵（食火鸡）特征及土著"穿五色绦短衫"的装束，较欧洲人早300余年。 达尔文港出土的明代寿星玉雕与永乐青铜佛像，印证了郑和船队可能到访的考古线索。这些确凿的文献与实物证据表明，中国先民对澳洲的认知至少始于7世纪，较库克船长"发现"澳洲早逾千年。 达尔文港出土的明初文物更值得玩味：暗示着古代中国与澳洲之间存在着断续的"非制度性接触"。这种接触模式与欧洲殖民者的系统性测绘存在本质差异，它不谋求领土标记，而是在季风贸易圈中自然形成的地理认知积累。 这种非征服性的接触模式，恰与郑和船队在南洋"宣威"而不殖民的策略形成镜像，较之西方野蛮殖民屠杀，更能反映出我们从古至今给世界所输出的独特文明形态是多么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