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当时第三野战军的干部都不愿意发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当时第三野战军的干部都不愿意发言，有一位师政委后来回忆说，粟裕二让司令，什么个人主义，野心家，根本不符合事实。 1958年，粟裕将军在一次军委大会上遭遇了错误批判。这场批判事件让不少曾与他并肩作战的同志感到困惑与不解。 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将领之一，粟裕不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还被誉为“战神”，他的军事才能几乎无人能及。然而，由于他在工作中的一些沟通问题以及一些未能妥善处理的内部矛盾，最终在会议上被错误地批评为存在个人主义倾向。 会场气氛紧张，许多参加会议的将领纷纷感到迷茫，尤其是那些曾亲历过粟裕指挥下的胜利的将领们，内心充满了疑惑。他们不能理解，那个在战场上无往不利、屡建奇功的粟裕，怎么会与个人主义划上等号。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批判，许多人感到困惑和不安，虽然内心并不认同，但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们还是选择了违心地发表批判意见。 然而，也有少数将领并未被形势所迫，敢于坚持真理，直言反对这种错误的指责。陈赓大将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陈赓在听到有同志指责粟裕“根本不会打仗”时，愤怒之情难以抑制，他直言反问：“粟裕根本不会打仗？那么，在中国还有谁会打仗？请他站出来，让我见识见识。” 这种勇敢的发声，反映了陈赓对粟裕深厚的革命战友情。二人从早期的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并肩作战，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默契。 陈赓和粟裕，虽同为解放战争时期的杰出指挥官，但他们的相识却是在长时间的交战之后。二人分别成长于不同的红军战斗经历中，并未在土地革命时期有过直接接触。实际上，早在南昌起义时，两人虽都身处起义队伍，但因各自职务不同，未曾有过交集。 陈赓当时担任营长，而粟裕则是警卫班长，二人地位相对较低，因此未能相识。起义之后，陈赓因负伤不得不离开队伍前往上海治疗，而粟裕则轻伤痊愈，继续随队向井冈山进发。 在红军苏区的斗争时期，粟裕曾多次受伤，重伤的恢复影响了他在战斗中的表现，尽管如此，他仍在红七军团担任参谋长。而陈赓则在此期间成为了红军步兵学校的校长，主要从事军事训练工作，未曾亲临战场指挥。 这段时间内，二人虽然都成为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但始终未曾见面。直到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粟裕加入了北上抗日的先遣队，随后在新四军中活跃，而陈赓则随队长征到达延安，成为了129师的第386旅旅长，二人的活动领域完全不同，再次错过了相遇的机会。 解放战争时期，二人已是赫赫有名的指挥官，彼此之间的战功在战场上相互映照。陈赓在解放战争中指挥部队消灭了胡宗南的整编第一旅，成为战场上的一颗耀眼明星。 而粟裕则凭借一系列胜利，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的精彩表现，成功地拿下了整编第74师，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两人在各自的战区内频频获得辉煌战果，开始相互了解并对对方的战略战术产生了深刻的敬意。 1947年，刘邓大军突破大别山，联合陈赓、谢富治的兵团与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一同向敌人的心脏地带发起进攻。这一战略反攻的起点，标志着国共战争的转折。 12月，粟裕与陈赓首次会面。根据毛泽东指示，粟裕带领部队沿平汉铁路推进，目标直指武汉，指挥权由他负责，陈赓成为下属。这次会面是二人军事合作的起点，也为后来的深厚友谊奠定了基础。 在随后的战斗中，二人密切合作，互相借鉴战术，迅速攻占敌方50多个重要城市。陈赓对粟裕的指挥艺术极为赞赏，二人始终保持高效的协作，取得了显著的战果。 新中国成立后，粟裕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负责作战事务。然而，他认为陈赓资历与能力更为适合这一职位，于是向中央推荐了陈赓。尽管中央没有采纳这一提议，粟裕仍然在其他事务中积极推崇陈赓。 当时，粟裕提议将哈军工的建设交给陈赓负责，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这一安排。陈赓顺利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展现了出色的领导力。 在随后的岁月里，粟裕升任总参谋长，并再次任命陈赓为副总参谋长，二人重归上下级关系。粟裕外出时，常常指定陈赓主持总参工作，显示出极高的信任。 陈赓逝世前，粟裕正好在上海，几乎每日都陪伴在陈赓身旁。得知陈赓去世的消息，粟裕感到极度悲痛，情不自禁泪流满面，甚至因悲伤过度而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