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送你妈妈一只口红

上一次关注到农村妇女精神世界还是在二十年前， 一句“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给小小的埋下了一种无论身处什么样都环境都应该去追求的种子。 只记得这句话的主人刘小样，身穿显眼的红在灰扑扑的灶台前非常扎眼像一簇火苗跳进了央视镜头。 没想到这个农村妇女，在二十年后给我一些新的人生视角。 前段时间，刘小样看似被生活驯服成为了一个依旧种地、照顾家人的常规意义上的幸福女人。 主持人张越问起当年那句震撼无数人的宣言。她低头笑了笑：“后来我真去了城市，在超市收银，给饭馆洗碗。可每天追着公交跑的时候，总想起老家的麦子——它们知道什么时候该低头灌浆，什么时候该昂首扬花” 她说最难过的是某个清晨。在赶早班的路上，路边钻出一朵山茶，她蹲下来想摸摸花瓣，身后响起刺耳的汽车喇叭。"那天我突然明白，原来这么美的花我连它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回归了农村，回归了这个大家认为本该属于她自己的人生线。 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有着一点儿反叛精神的农村妇女，被生活和现实磨平的俗套故事？但她接下来说的东西让我知道什么叫做，真正打破农村妇女的“宿命论”。“我白天会干活，种花。晚上的时候会看书写诗”原来真正的觉醒，从来不是摆脱土地，而是学会在生活上跳舞。 "现在还穿红衣服吗？"张越指着她白色的短袖。 她抬手碰了碰嘴唇指了指口红，脸上突然泛起少女般的光“这就是我的红衣裳。” 此刻阳光正掠过麦田，给她的镀了层金边。口红作为现代商业社会的典型符号，在她身上剥离了物欲色彩，成为 “抵抗异化的武器”。 我忽然想起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用她的口红在墙上乱画。被她发现惊讶了两秒，但又好像什么东西逝去了一样对我说“拿着画吧，之后也用不到了。”随后就钻到她奉献了一辈子的家庭当中。 所以这篇文章献给所有在生存与自我之间跋涉的女性们，保持“不麻木”的成本，可能只需一支口红——这是平凡生活中英雄主义的最小单位。 这个三八节，我想以口红为钥匙，打开属于那扇被身份禁锢的门——门后或许坐着16岁的她，等待有人递来那支迟到三十年的口红。对她们来说：每一支口红，都是女性精神版图上的一个坐标，标记着她们从灶台走向人生旷野的路径。 当然，此刻一支发往老家的口红包裹也已经在路上。这是为那些年用妈妈口红在墙上画花和偷走她青春的童年而迟到的赔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