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后期明明很屈辱的，为什么没人提呢？ 每当谈及唐朝，人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开元盛世的繁华、贞观之治的稳定，以及长安城里的国际化气息。教科书和流行文化中的唐朝，总是以强大、开放、包容的形象示人。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唐朝中后期其实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屈辱与衰落。 唐德宗李适的统治经历堪称唐朝中期皇权衰落的缩影。即位初期，他雄心勃勃，试图通过重用大臣、严禁宦官干政来恢复皇权。面对成德、天雄等藩镇不服从的局面，他毅然决定出兵征讨。然而，战事却出现了戏剧性转折——原本用来平叛的泾原军队在长安哗变，拥立朱泚为王。朱泚随后自立为皇帝，占据长安，唐德宗不得不狼狈逃往奉天。 这场被称为＂泾原兵变＂的事件，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军事叛乱，更是帝国核心权威彻底崩塌的标志。想想看，一位天子竟然被迫离开自己的都城，在外流亡，而长安则有了另一位＂皇帝＂。 更令人唏嘘的是唐顺宗的遭遇。这位有志于改革的皇帝，任用了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一批才华横溢的文臣，试图通过＂永贞革新＂来扭转局面。然而，这场改革仅仅维持了100余天就宣告失败。顺宗被宦官俱文珍等人联合藩镇势力发动政变，被幽禁起来，不得不让位于太子李纯。 唐宪宗李纯算是唐朝中期少有的强势皇帝，他对内有力削藩，在裴度等能臣辅佐下取得了＂元和中兴＂的成就，一度让河北三镇变得听话，收拾了淮西的叛乱。然而，随着权力的增长，他开始变得自负，最终也未能逃脱被宦官毒杀的命运。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藩镇问题愈发严重。表面上，昭义、天雄、成德、卢龙四大藩镇向朝廷投降，但实际上却是各自为政。唐德宗时期，试图收拾成德藩镇，却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天雄、平卢和山南东道一同造反。后来成德和卢龙觉得奖赏不公，再次反叛，连原本负责平叛的淮西也暗中与叛军结盟。 这种藩镇之间的相互勾结和对抗朝廷的态度，使得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形同虚设。更可悲的是，朝廷最终不得不采取妥协政策，对藩镇的叛乱既往不咎，实际上承认了他们半独立的地位。 唐德宗在经历泾原兵变后，对武将彻底失去信任，将神策军的统帅权交给了宦官。神策军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量将领加入，很快发展到15万人规模，成为帝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这支军队的指挥权却掌握在宦官手中。 随着军权的获得，宦官的权力空前膨胀。到了唐敬宗时期，宦官刘克明竟敢公然弑君；而宦官王守澄则杀死刘克明，拥立李昂为唐文宗。宦官不仅能决定朝政，还能随意废立皇帝。 唐朝长安城的政治布局颇具象征意义——皇城在南，宫城在北。大臣们在南边的皇城办公，称为＂南衙＂；而皇帝与宦官则居于北边的宫城，俗称＂北司＂。这种物理上的分隔，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唐朝中后期政治格局中的两极对峙。 在唐文宗时期的一次典型朝会中，这种对峙尤为明显。当大臣们早早在南衙集结，准备向皇帝汇报政务时，往往需要等待北司宦官的＂允许＂才能觐见天子。朝议过程中，即使是宰相提出的建议，也可能因为站在皇帝身后的宦官一个微妙的眼神或手势而被否决。大臣们表面上恭敬地向皇帝述职，实际上却不得不时刻揣摩宦官的心意。 唐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是大臣们对宦官专权最为激烈的一次反击。王叔文、王伾联合柳宗元、刘禹锡等文人，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改革派，试图恢复大臣主导朝政的格局。他们推动了一系列措施，意图削弱宦官的权力，同时也尝试约束藩镇的独立性。 然而，这场改革昙花一现，仅坚持百余天就被无情地扼杀。改革派人士被贬谪各地，史称＂二王八司马＂。王叔文被赐死，王伾病死，而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则被贬为外州司马，政治生涯因此蒙上了阴影。 在南衙北司争斗的同时，大臣阶层内部也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党争。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之间的斗争，贯穿了唐穆宗到唐宣宗的五朝。这 党争的影响远不止政治层面，它深刻地影响了唐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众多文人被迫选边站队，他们的创作也因此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 党争的激烈程度可从其周期性更替中窥见一斑。唐穆宗和唐敬宗时期，牛党掌权，李德裕被贬为外官；唐文宗时期，两党轮番得势；唐武宗时期，李党上位，牛僧孺被贬谪，李宗闵更是被贬至死；到了唐宣宗时期，牛党又死灰复燃。直到李德裕和牛僧孺相继去世，这场旷日持久的党争才终于画上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