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3年8月，唐朝出动水师13000人，战船170余艘，与日本水师42000人，

663年8月，唐朝出动水师13000人，战船170余艘，与日本水师42000人，战船1000余艘，在白村江口进行决战。结果，刘仁轨采用火攻，日本战船一百余艘被焚毁，日军水师一千余葬身大海；陆地战场，唐军连战连胜，追杀日军数百里，斩杀万余人。 ＂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这是《旧唐书》记载的惨烈场景，发生在公元663年8月的白江口。这场决定东亚格局的大战，并非偶然爆发，而是源于数年前朝鲜半岛的政治风云变幻。 回溯至战前七年，朝鲜半岛三足鼎立：东南部的新罗、西南部的百济和北方的高句丽。百济由扶余人建立，与高句丽和倭国关系密切，却与唐朝关系日渐疏远。百济大举进攻新罗，新罗不敌，只能向唐朝求援。高宗皇帝深知半岛局势对唐朝边疆安全的重要性，派大将苏定方率领十三万大军远征百济。 公元660年，苏定方联合新罗军队一举击溃百济，俘虏百济王族、官吏和平民一万三千余人。百济灭亡，其旧地被唐朝划为五个都督府，唐将刘仁愿、刘仁轨率少部分军队留守当地。这一战本应平定半岛南部局势，谁知却埋下了更大冲突的种子。 次年，百济旧地爆发复国运动。百济王族鬼室福信从倭国迎回末代百济王之子扶余丰，拥立为王，并向倭国求援。此时的倭国正经历＂大化改新＂，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天皇权力日益集中，国力上升，对外扩张野心膨胀。倭国齐明天皇决定亲征朝鲜半岛，虽然在途中因病去世，但倭国依然坚定支援百济的决心。 ＂倭国当时有何算盘？＂刘仁轨曾在军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彼国欲借百济之乱，控制半岛，以图东亚霸权。＂ 两年间，倭国分批次向朝鲜半岛派出四万余军队。唐朝得知后立即增兵应对，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率领一百七十艘战船进驻百济旧都熊津城。与此同时，百济内部权力斗争激烈，扶余丰杀死了曾拥立他为王的鬼室福信，导致军心不稳。 当唐将孙仁师、刘仁愿率军与新罗联军包围周留城时，刘仁轨决定率领水军前往白江口决战。白江口位于今韩国锦江入海口，水文复杂，大型船只若不了解水况，极易搁浅。刘仁轨深知此地形势，选择在此设伏。 663年8月，决战爆发。唐军拥有一百七十余艘战舰，水军将士一万三千人。倭国水军则有一千多艘战舰，水军四万余人。两军对阵，倭军仗着船多人多，四度冲向唐军阵列。然而唐军的舰船高大坚固，列成坚阵严阵以待，利用弓箭优势远程攻击。 《日本书纪》坦承：＂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决定性的转折出现在第四次进攻中，倭军＂不观气象＂贸然进攻，却遭遇潮汐变化，船只陷入混乱与搁浅。唐军抓住战机，操纵灵活精良的战船，将倭军分割包围，并从上风处发射火箭，实施顺风火攻。 四百余艘倭国战船在白江口熊熊燃烧，浓烟直冲天际，海水被染成赤红色。这场惨烈的水战以倭军的彻底溃败告终。近四万倭国水军几乎全军覆没，有的被烧死，有的被箭射死，更多的则溺死在白江口的海水中。 白江口水战的胜利只是唐军全面胜利的开始。在陆地战场上，周留城很快被唐朝与新罗联军攻破。百济王扶余丰见大势已去，仓皇向北逃往高句丽。更为讽刺的是，他曾经杀死的鬼室福信若还在世，或许能提供更好的军事建议。如今，百济王族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不得不带领残存的军民和倭国援军向唐军投降。百济的复国之梦彻底破灭，再次灭亡。 唐军的胜利并非仅靠士兵勇猛，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明显的是武器装备的代差。唐朝建造的战船高大坚固，倭国的船只则小而脆弱。在海战中，唐军站在高处俯射，倭军只能仰射，攻防态势一目了然。同时，唐军战船经过防火处理，配备灭火设备，而倭军船只完全没有防火能力，一旦被火攻就束手无策。 ＂唐军战船如铁壁铜墙，我军船只却如浮萍。＂一位幸存的倭国水军事后回忆道。这种差距在船只相撞时更为致命，倭国的小船极易被撞翻。 战术上的差距同样明显。刘仁轨深谙水战之道，精通白江口的水文气象，选择在复杂水域设伏，让不通水文的倭军陷入被动。唐军采用分割包围的战术，先守后攻，等待最佳时机出击。相比之下，倭军只是依靠数量优势盲目冲锋，完全没有战略战术可言。 五年后，唐朝与新罗联军再接再厉，攻灭了高句丽，并俘虏了逃亡此地的扶余丰，将其流放到江南。至此，朝鲜半岛只剩下新罗一个政权，东亚格局被彻底重塑。 这场战争的影响远超一时一地。倭国被唐朝的强大彻底震慑，从此改变了对外策略。他们认识到直接军事对抗的愚蠢，转而开始向唐朝学习。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里，倭国不断派遣使者到唐朝学习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思想，几乎是全盘照搬。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这两部日本最早的史书，就是在唐朝文化影响下编纂的。京都的平安京则是按照长安城的格局建造。日本的茶道、书法、和歌等艺术形式，无不显示着唐朝文化的深刻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