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一艘满载47名女童的英国轮船，平静地驶离了宁波港口。殊不知，这艘轮船底层暗室里，正开启着一场罪恶的“猪花”交易。 底层的声音往往被掩盖，在一百多年前，成千上万的华南妇女被诱拐到海外，她们被称为“猪花”，她们的身份和命运在动荡的年代中被湮没。 在旧时的广东方言中，“花”是用来戏称女性的词汇。例如，一村最美的女子常被称为“村花”，妓女被称为“花姐”，而烟馆的女招待也被叫做“烟花”。与“猪仔”相对应，那些在苦力贸易中被掠卖到海外的女子，被称为“猪花”。相比“猪仔”，这些“猪花”的名字更加鲜为人知。然而，随着华工历史研究的逐渐深入，“猪花”的悲惨历史逐渐被揭露出来。事实上，“猪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往往比“猪仔”更加低贱、凄惨、可怜。 根据吴凤斌在《契约华工史》中的记载，明清两代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格禁止妇女出海。鸦片战争之前，“猪仔”贸易已开始出现，虽然当时规模较小。林则徐在给总理衙门的奏折中提到过“猪仔”这个名字的由来：“在荒年时，大批人出洋，船上的人每餐饭都盛在木盆里，大家一起就餐。这些搭船的人呼声与内地呼猪相似，因此这些船被叫做买猪仔的船。”早在1614年，明朝就颁布了法令，禁止新旧洋商购买中国女子，否则将依法惩处。清朝初期也对洋人贩卖中国子女的行为进行严格禁止。 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大批“猪仔”被贩卖出洋，许多洋人开始担心，如果没有“猪花”，那么“猪仔”贸易可能会停滞，随之而来的高额利润也将丧失。为此，他们不惜想尽办法，促使“猪仔”与女子结婚，从而保证“猪花”的持续供应。具体做法是为“猪仔”提供一定的资金，让他们购买女子与其成婚，借此将她们一同带出洋。 十八世纪末叶，英国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实力，逐步跃升为世界霸主。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海岛国家，在短短数十年间击败了来自荷兰和法国的挑战，从而奠定了其殖民帝国的基础。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英国国内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为了缓解社会压力，统治阶级发动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将广袤的土地收归己有。失去土地的农民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们奋起反抗，试图捍卫自己的权益。但是，国家机器站在了大地主一边，议会甚至颁布法律，进一步鼓励圈地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反抗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面对国内的动荡不安，英国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海外。他们在美洲、印度和非洲建立起大量殖民地，肆无忌惮地掠夺当地资源。其中，奴隶贸易成为了英国殖民扩张的重要手段。通过贩卖黑奴，英国商人赚取了惊人的利润。仅在1718年，就有3.8万非洲黑奴被英国奴隶贩子运往美洲。这种非人道的交易，令人不寒而栗。 殖民者还利用鸦片、盐和烟草等专卖品，攫取暴利。他们垄断贸易，操纵市场，让印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些昂贵的价格和沉重的税赋，无不在敲骨吸髓，榨取民脂民膏。而这些惊人的收入，最后却由那些道貌岸然的高官们瓜分殆尽。一年下来，他们每人竟能分得1.7万英镑之巨。这是何等的荒唐！ 在19世纪中期，人口贩卖的行为愈发猖獗。许多年轻的妇女和儿童成为了人贩子眼中的“商品”，通过各种手段被拐卖至海外。在这些被拐卖的妇女中，有些是在陌生环境中因无知而上当受骗，有些则是在家庭矛盾或贫困的情况下被引诱。贩卖者往往以“前往海外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为诱饵，向这些妇女许诺他们将过上富裕的日子。实际上，这些承诺只是人贩子用来控制和奴役受害者的手段。 其中，一些受害者的经历令人痛心。一名被拐卖至美国的妇女在后来的证词中提到，她被人贩子以4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位于旧金山的一名商人，后者又将她转卖给其他人，价格达到了1700美元。从那时起，她便沦为了奴隶，成为了一名妓女。她回忆称，当时曾有人告诉她，她会嫁给一位有钱且品德高尚的丈夫，但这一切不过是骗局。 在这些妇女被运送的过程中，条件往往极其恶劣。1854年，英国的“英格伍德号”船只从宁波出发，运送了一批被拐卖的幼女，她们中最大者不过8岁。这些孩子们通常出身贫困家庭，有些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卖掉。 在长达数月的航程中，她们被关在船舱里，无法自由活动。为了避免麻烦，船上的人贩子把所有的女孩都关在一个小小的舱室内，日常的吃喝拉撒也只能在昏暗且潮湿的环境中解决。为了防止船舱中的异味泄露出来，船上的缝隙被堵住，这样的环境导致这些女孩们纷纷染上了疥疮、脓疮和跳蚤，身心遭受了极大的摧残。 西方列强看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贫困，便利用这些条件开展了人口贩卖活动。到了1870年，美国的华人数量达到了三万到四万人，其中女性约为两千人。而这两千名女性中，只有不到100人是“猪仔”的亲属。大多数女性成为了奴隶或妓女，终其一生都未能回到祖国。“猪仔”贸易给晚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无数家庭因此破碎，许多无辜的生命也在这场人道灾难中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