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中将胡临聪兵败逃跑时，被解放军捉住后，在押送途中逃脱。第二次又被民兵截住，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胡临聪是川军将领，毕业于四川讲武堂，是川军元老孙震的老部下。 1948年8月，国军组建十六兵团，孙元良任司令官。十六兵团辖41军、47军、99军，99军是“土木系”的部队，实际并未到位，孙元良能指挥动的，就是属于川军序列的41军、47军，其中41军军长是胡临聪。 孙元良是孙震的侄子，又是黄埔一期生，四川人，他能当司令官，完全是平衡的结果。 徐州“剿总”有四个机动兵团，即邱清泉的第二兵团、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十三兵团、孙元良的十六兵团。 四个兵团中，以十六兵团实力最弱，41军、47军是“两师制”的乙种军，装备差，建制缺，加上直属部队，整个兵团兵力也只有四万出头。 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清楚十六兵团难堪大用，在淮海战役打响后，让孙元良率部留守徐州，作为“预备队”使用。 12月4日，杜聿明带着“剿总”直属部队及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从徐州撤逃时，被解放军合围在陈官庄地区。 6日中午，孙元良召集胡临聪等军、师长开会，对众人说：为避免各兵团在此遭受歼灭，杜主任（杜聿明）已命令各兵团于今晚6时突围。我们十六兵团向西北方向突围，到安徽阜阳集结。” 会后，孙元良单独留下胡临聪，说：“突围的时候，41军打头阵。” 胡临聪听后，无奈的说：“孙司令官，部队如今这状况，突围怕是困难重重啊。可既然是上头的命令，我等自当执行。” 杜聿明这边，在和邱清泉、李弥商议后，又放弃了原定的突围计划，可当他让副参谋长文强电话通知孙元良“继续原地固守”时，发现电话死活打不通，随后用电台呼叫，却还是无法联系。 原来，孙元良自打被包围后，就想着开溜，他这次突围时，担心杜聿明变卦，下令剪断电话线、关闭电台。 黄昏时分，十六兵团开始突围，没过多久便失控了，军官们都是逃命的念头，哪里还顾得上规定的路线。至于普通士兵，更是如无头苍蝇般，一股脑地涌向西南方向。 孙元良站在高处，看着这混乱的场景，大声嘶吼：“都给我回来，按计划行事。” 孙元良的声音被嘈杂的人声和脚步声淹没。士兵们你推我搡，有人摔倒了，便被无情地踩踏过去，哭喊声、咒骂声交织在一起。孙元良见势不妙，也不去管了，带着身边的几百亲随，自行找缺口逃命。 打头阵的41军，在路过邱清泉兵团第五军的防区时，遭到该军二百师的火力扫射。 胡临聪看着自己的部队被友军打得死伤惨重，士兵们四处逃窜，气得大骂。解放军这边，在发觉了十六兵团的突围企图后，进行了有力拦截。 混乱中，跟着胡临聪的41军副军长、参谋长等人失去了踪迹，胡临聪一路狂奔，沿途收拢了二百多残兵，盲目地朝着枪声稀疏的方向拼命逃窜。 天亮后，胡临聪见难以脱身，他换上了一身破旧的士兵军服，将自己那身象征着中将军长身份的将官服藏了起来，而后混入乱兵之中。 8日凌晨，这股狼狈逃窜的残兵队伍被一队解放军包围缴械。在被押送的过程中，胡临聪盘算着逃跑的计划。 途中，胡临聪借口上厕所，趁押送的战士不注意，猫着腰，从厕所的角落翻墙逃脱，他在荒野中拼命奔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得越远越好。 之后的日子里，胡临聪如同丧家之犬，昼伏夜出。白天，胡临聪躲在荒草丛中或是废弃的房屋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夜晚，他借着微弱的月光，小心翼翼地在山间小道上逃窜。 10日下午，胡临聪逃到了亳县的一个村庄，此时的他已经疲惫不堪，为了掩盖身份，当他看到一支牛车队后，便混在其中，跟在一辆牛车后面，一步一步地挪动着脚步。 然而，胡临聪的伪装终究没能逃过民兵锐利的眼睛。民兵王克进在巡查时，不经意间注意到了这个矮个子，发现此人取下帽子时，光秃的头上有一道明显的印圈。 王克进一眼看出，这是长期佩戴军帽留下的痕迹，这人很可能是国军军官，他向周围的民兵使了个眼色，随后，几名民兵围了过去，将胡临聪团团控制住。 胡临聪被押送到豫皖苏第三分区政治部进行审问，胡临聪眼神闪烁，嗫嚅着：“你们怕是认错人了吧，我就是个普通小兵，哪是什么重要人物。” 这时，门被推开，几个被俘的 41军军官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指着胡临聪，大声说：“他就是我们41军的军长胡临聪，我们都认识他！” 胡临聪有气无力地说：“好吧，我就是胡临聪。” 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功德林改造的战犯中有 “三子”，其中 “疯子” 为李以劻 ，“瘸子” 是杜聿明，而 “傻子” 则是胡临聪。 这里的 “傻子” 之称，并非贬义，是指胡临聪无论身处华东军区的高级战俘管理所，还是后来的功德林，改造态度很积极，闲暇时间也都在读书、看报。 1960年，胡临聪被特赦，这批特赦的战犯，去向是到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考虑到胡临聪思乡心切，他被分配去四川工作。1989年3月，胡临聪在四川成都病逝，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