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七岁的老兵扶着被告席栏杆，浑浊双眼扫过年轻法官的制服纽扣——金灿灿的，倒像当年肩章。 1993年台北地院空调嗡嗡作响，房东举着欠租单据像攥着捷报。法官第三次追问时，老人忽然挺直佝偻的背：“我杀了十万日本人。“ 三十八年前湘江边的焦土里，黄埔三期生把地图按在炮弹箱上。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到第七天，士兵们嚼着生米等援军，电台里却传来撤退令。 “给战区司令部发报。“硝烟熏黑的指尖敲着浏阳河防线，“薛某在此，长沙不亡。“万字电文在史册里泛黄，当年却让二十万日军折戟沉沙。 战后庆功宴的茅台早凉透了。老人此刻摸着补丁摞补丁的袖口，法警的皮鞋在地砖上敲出机枪点射的节奏。旁听席有位大学生突然起立敬礼，像株倔强的青松。 这场景让记者想起半年前探访眷村的情景。发霉的墙纸上挂着褪色战旗，搪瓷缸里泡着降压药，唯独床头那枚青天白日勋章还亮得晃眼。 “薛长官当年主张和谈。“档案管理员翻着泛黄卷宗，“四九年跟着过去，连退休金都被停了。“他说这话时，窗外正飘着纪念抗战胜利的彩带。 法庭最后判决老人搬离居所。执行那天，十几个退伍老兵堵在巷口，胸口别着生锈的冲锋号。房东捏着判决书的手直抖，突然撕成两半。 殡仪馆送来挽联那天下着细雨，落款处挤满陌生名字。治丧委员会收到张泛黄汇票，汇款人栏写着：长沙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