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初春的北京302医院走廊，47岁的陈菊梅平静签下手术同意书。当"摘除扁桃体、阑尾和全口牙齿"的决定传出时，整个科室的暖气管都在震动——这可是全国顶尖的肝病专家要给自己动刀！ 她床头的病历本密密麻麻记着：连续三年肝区隐痛，反复低烧，牙龈发炎导致多次实验被迫中断。那个年代，我国每年有近十万人被肝病夺去生命，实验室里的病毒培养箱昼夜运转，而她的身体却成了最大的绊脚石。 "陈教授疯了吗？"年轻护士看见她端着一盘刚拔下的牙齿走进实验室，吓得打翻了消毒盘。这些带着血丝的牙齿被浸泡在福尔马林里，和病毒样本摆在一起，成了最震撼的科研警示——原来医者对自己比对病毒更狠。 转机出现在1973年某个深夜。值班护士发现她正嚼着五味子核对数据，原来有位老太太随口说安眠药能降转氨酶，她硬是从2000份病历里筛出这条线索。当五味子油提取成功的消息传来时，她刚做完第三次脊髓穿刺实验——上次在自己身上试麻醉剂量差点要了命。 96岁离世那天，首都医科大学的解剖台迎来了最特殊的捐赠者。她留在世间的最后一组数据，是遗体捐献登记表上颤抖的签名。现在医院走廊还挂着那张老照片：拔完牙的她戴着白口罩，眼神比手术灯还亮。 有人说她像武侠小说里的"无垢宗师"，为练绝世武功自断经脉。要我说，这才是真·硬核科研——用血肉之躯给医学开路的狠人，比小说燃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