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1岁的游击队员刘福考中弹负伤，自知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他，用最后的力

1936年，21岁的游击队员刘福考中弹负伤，自知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他，用最后的力气埋好了自己的枪，爬回家里，对父亲缓缓说道：“爹，我不行了，你把我背到咱家坟茔里，勒死我吧！”   1915年10月，刘福考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界石乡阎家泊子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   自小聪明好学的他，非常喜欢念书，只可惜家里太穷，身为家里老大的他，只念了7年书，就辍学种地了。   而这7年的知识积累，也让他思想得到了启蒙开化，在对旧社会越来越不满，于是入了党，组织活动。   1935年，胶东特委领导的“一一·四”失败后，迎来了敌人残酷的清剿，血雨腥风笼罩着文登。   而这时，刘福考却坚信胜利必将属于他们。经过战火的洗礼，他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   不曾想，在一次战斗中，他带领的小队遭到敌人的伏击，刘福考中弹负伤，为了掩护战友突围，他又连中两弹，身负重伤。   看着血流不止的伤口，刘福考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要到尽头了。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踉跄地跑进地里，把自己身上的枪埋好，失血过多的他再也站不起来了，咬着牙爬回了家里。   此时的刘福考，刚结婚不过3年。   怀着8个月的身孕的妻子和2岁的女儿，见到浑身是血的刘福考，难过得捂着嘴低声哭泣。   刘福考将妻子王淑贞头上的珠花别好，这是当初他娶她的定情之物，缓缓安慰她，带着孩子好好活下去。   跟妻儿告别后，刘福考喊来爹娘，交待了他藏枪的地方，请父亲一定通知其他战友领走，又告别了亲娘，用最后的力气说道：“爹，我不行了，您把我背到咱家莹地，勒死我吧！”   刘父知道，儿子如果落入敌手是什么后果，于是背起儿子，一步步往莹地走去。   这条路是那么的长，每一步都是那么的沉重。到了自己家的莹地后，看着自己一手养大的的亲儿子，无论刘福考怎么恳求，老父亲心痛如绞，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手啊。   于是，他将儿子伏在低矮的一个大树下，把绳子留给了儿子。   为了不拖累家人，刘福考在村里的祖茔地自缢身亡，这年他才21岁。   敌人发现他的尸体后，仍然没有放过他，便将他的头割下，挂在大集上示众。   不料第二日，得知消息的刘母就赶来了。   她站着儿子头颅下，对着敌人就是破口大骂。拼了老命，也得把儿子的头颅要回来，围观的众人无不同情这位母亲，斥责他们的行为。   见群情激奋，敌人只好用长刀将头颅挑下，扔在地上让她捡走。   看到儿子头滚地，她赶紧将其抱在怀里，就像小时候那样抱着儿子。   回家的路上，刘母走到河边，拿出干净的手帕，将儿子沾满尘土和血渍的脸擦干净，轻轻念叨着：“儿啊，让娘给你洗最后一次脸，咱干干净净，完完整整地上路。”   回去后，妻子王淑贞一针一针将丈夫的伤口缝好，在坟地上，这个柔弱的女人她悲痛地摸了摸头上的珠花，心里发誓：要把丈夫没走完的路走完。   从此，村头坟茔里，就多了一个疯女人，“你在哪里啊，福考......”无论白天黑夜，总能看到一个女人，在坟地里呼喊着丈夫的名字，或哭，或笑。   村里人说她受不了打击，疯了。   这天凌晨，王淑贞挎上篓子，郑重别了别头上的珠花，扭着小脚又去往坟地。   不料，突然路上窜出来了几个日伪军，将她拦下。   “你是干什么的！”凶神恶煞的鬼子兵一把将王淑贞推倒在地。   王淑贞不由心里一惊，但很快镇定下来，拿起篓子里的黑馒头，就往其中一个鬼子嘴里塞，边塞边念叨：“吃馒头，长脑袋......”   其中一人认出了她，不由对其他几个人说道：“她是村里有名的疯婆娘，男人头被割了她就疯了！”   盘问她的日本鬼子听后脸色很不好看，一脚将她踹倒并骂道：“晦气，赶紧滚！”   原来，王淑贞也入了党，一直担任着为党内传送情报的任务，为了不被暴露，王淑贞决定当一名疯子。   几年间，她从未出过一点差错，并且绝不透露半点党的秘密，甚至于同样承担送信任务的公爹刘明达都不知道儿媳妇竟也是一名地下交通员。   而头上丈夫结婚送她定情信物的珠花，就是她藏匿情报的地方。   就这样，近十年的时间里，王淑贞扭着小脚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穿梭，奔波与情报点之间，搭起了秘密联络的桥梁。   从1947年起，王淑贞先后担任过阎家泊子村青救会长、妇救会长。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一直干到1983年。   在年过70后，她退出岗位，继续发挥老党员的余热；直到100岁时，王淑贞老人还坚持主动参加村里的党员会议，走不动了，参加不了党员活动了，她就拖着小板凳，一点一点清理街边杂草……   如今，这位有着83年党龄的老党员，已经行动不便了，但她说，只要党需要，她依然义不容辞为党奉献一切。   回顾刘福考和王淑贞的故事，让我们为他们以身许党的精神感动，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党员的初心和忠诚，让我们向他们致敬！   对此，您怎么看，欢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