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问不知道，原来在香港人眼中，比李嘉诚更“扑街”的，是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 因为地产垄断一事，李嘉诚的人品问题引发巨大争议，但在赚钱方面，李嘉诚的发家路径却相对透明，从塑胶厂到地产帝国，他的每一步都踩在了时代的脉搏上。 但他的儿子李泽楷就不一样了，在他的商业版图中，其资本运作极其复杂。李泽楷早期靠出售卫星电视套现9.5亿美元完成原始积累，这波操作看似风光无限，实则被质疑“吃相难看”。 最典型的案例是1998年的数码港计划，他以“科技赋能”为名从政府手中免费获得64英亩土地，最终却建成写字楼与住宅混合体。 无独有偶，2009年，李泽楷为推动私有化，被揭发以每股0.1港元的价格向特定群体配售股票，涉嫌“种票”操控投票结果。 尽管他始终否认指控，但法院最终否决私有化方案，这场闹剧让香港市民见识到资本游戏的残酷：当小股东权益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时，所谓的商业精英不过是“合法抢劫”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李泽楷在家族内部的“叛逆”形象也加剧了公众反感，他成年后刻意与父亲保持距离，甚至将李嘉诚为其准备的银行存款连本带息退还。 这种姿态看似独立，实则更像是“既要家族资源又要立牌坊”。 当然，在李泽楷的商业运作中，最具争议的是他对腾讯的投资，1999年李泽楷以220万美元入股20%，却在两年后以1260万美元抛售。 这笔看似暴利的交易，在腾讯市值突破4000亿美元后，被港媒称为“世纪大错判”，更有人质疑他是否因短视错失民族企业崛起的机遇。 更微妙的是，李泽楷的私生活与社会公益形成诡异反差，他与梁洛施的“四亿分手费”、与郭嘉文的绯闻持续占据娱乐版头条，而他向香港警察基金会捐赠5000万、向内地水灾捐款2000万等善举，却总被解读为“危机公关”。 这种“一边收割财富一边施舍”的姿态，恰好戳中了香港社会对资本精英的深层不信任，因为当富豪们的财富积累充满灰色地带时，任何慈善都可能被视为“赎罪券”。 而这种集体观感的形成，本质上是香港社会对两代富豪的价值评判发生了代际转变。 李嘉诚时代，市民尚能接受“丛林法则”下的财富积累；而在李泽楷时代，随着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流动性下降，公众对资本运作的容忍度已降至冰点。 当富豪的财富密码变得难以捉摸，当商业操作充满暗箱，“扑街”便不再是道德评判，而是时代情绪的集体投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