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后，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欢等级制，即使在大会堂开会，他仍穿老农民的对襟衣服，包白头巾，不计较什么级别，连工资都不要。 组织给他家办的北京户口，被他拍着桌子退回山西，老婆孩子照旧在村里挣工分，外事活动前工作人员递来的中山装，总被他叠得整整齐齐搁在椅背上。 虎头山的石头记得，暴雨冲垮梯田那夜，五十多岁的老汉带头跳进洪水堵决口，背上被滚石砸出的淤青半个月没消。 当干部的裤腿不沾泥星子，说出来的话就带着土腥味，陈永贵给儿子写信叮嘱春耕追肥的细节，比批阅文件还认真；他不要一分钱工资，自己啃着窝头就咸菜开国务会议。 这不是作秀的苦行僧，是把血脉融进土地的庄稼汉本能。 毛主席说“从群众中来”，陈永贵用脚底板丈量着这句话——太行山的石头教会他，离地三尺的麦苗长不出穗，悬在半空的干部暖不了人心。 陈永贵办公桌上的旱烟灰，和田间地头的粪肥味一样真实，这样的干部说话老百姓听得懂，递过来的窝头带着体温。 当年大寨遭灾拒绝救济粮，硬是勒紧裤带交足公粮，靠的不是口号，是领头人脊梁比石头硬的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