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二十七位加九锡之人及其结局一览 九锡，作为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礼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权力转移与荣誉授予的双重角色。《礼记》中对九锡有明确记载，这九种礼器分别是：车马、衣服、乐县、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每一种礼器都承载着特定的政治象征意义。车马代表行动自由；华美衣服象征尊贵身份；乐县则是音乐仪仗，彰显仪式感；朱户指的是朱红色的大门，标志着独立的府邸；纳陛为台阶，象征地位高于常人；虎贲是虎形武士，代表护卫力量；斧钺作为兵器，赋予军事指挥权；弓矢则是武力象征；秬鬯为黑黍制成的酒，用于祭祀，暗示祭祀权力。 从西周到秦汉时期，九锡制度逐渐成型并完善。西周时期，九锡主要用于册封有功之臣，是一种恩赏制度。到了秦朝，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九锡的授予变得更为慎重。汉代是九锡制度真正确立并规范化的时期，此时九锡已经成为皇权与臣权之间微妙关系的重要标志。 西汉时期，大臣霍光因辅佐汉武帝幼子刘弗陵（汉昭帝）有功，获赐九锡，但他并未借此谋取更大政治利益，成为一代忠臣典范。到了东汉末年，随着皇权旁落，九锡逐渐成为权臣篡位的前奏。董卓曾企图通过九锡巩固其统治地位，但未能如愿。 曹魏政权对九锡制度进行了政治化运用。曹操在接受九锡后，建立魏国，为其子曹丕代汉奠定基础。曹魏后期，司马氏家族逐步掌权，九锡再次成为权力转移的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司马懿虽然权倾朝野，却拒绝接受九锡，表现出政治上的克制；而其子司马昭则在灭蜀后欣然接受九锡，为晋代魏埋下伏笔。 历史上共有二十七位大臣被加九锡，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但都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有的人借此登上帝位，如魏晋更替中的司马氏；有的人则因此招致杀身之祸，成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九锡制度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中＂名＂与＂实＂的复杂关系，也揭示了帝制时代权力转移的特殊路径。 三国时期是九锡制度被频繁运用的关键时期，其中曹操、孙权、司马昭三人的九锡之路各具特色。曹操作为东汉末年的实际统治者，公元213年被汉献帝刘协册封为魏公并加九锡。这并非献帝的主动恩赐，而是曹操权力达到顶峰的必然结果。曹操建立魏国，拥有冀州十郡，国都邺城，设立与汉朝相似的官制，实际上形成了＂国中之国＂的局面。曹操加九锡后，奠定了曹魏代汉的基础，其子曹丕最终于公元220年称帝，结束东汉政权。 孙权的九锡之路则充满政治权衡。作为江东霸主，孙权在赤壁之战后站稳脚跟，但在与蜀汉的关系破裂后，为求自保，转而向魏文帝曹丕示好。曹丕为分化蜀汉与东吴的联盟，赐给孙权九锡并册封为吴王。孙权接受九锡后，巩固了在江东的统治，最终在公元229年称帝建立吴国，与蜀汉、曹魏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司马昭的九锡态度转变最为耐人寻味。作为掌控曹魏朝政的实际统治者，他曾在公元256年拒绝魏帝曹髦赐予的九锡，表现出政治上的谨慎。然而，在公元263年伐蜀战功显赫后，司马昭欣然接受魏帝曹奂的九锡与晋公封号，标志着他不再掩饰取代曹魏的政治野心。虽然司马昭未能亲自称帝，但他为其子司马炎建立晋朝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权力诱惑面前，拒绝九锡的人往往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司马懿作为曹魏四朝元老，在高平陵之变后掌握实权，但当魏帝曹芳欲加九锡时，他却坚辞不受。这一举动展现了司马懿的政治敏锐性——他明白太早暴露野心可能引发朝中其他势力的警惕与联合抵制。通过拒绝九锡，司马懿在巩固实权的同时保持低调，为其家族日后的政治布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诸葛亮拒绝九锡则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考量。作为蜀汉丞相，诸葛亮在面对益州本土势力代表李严的建议时，明确拒绝了受九锡进爵称王的提议。这一决定源于诸葛亮对汉室忠诚的政治立场，也是对李严试图离间他与刘禅关系的政治陷阱的警觉。诸葛亮的拒绝使蜀汉政权在刘备去世后维持了稳定，为北伐曹魏创造了内部条件。 魏晋更替过程中，九锡制度被广泛运用为政权转移的工具。晋朝建立后，九锡制度继续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东晋时期，权臣桓温曾被加九锡，但未能实现篡位的政治目标。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权分裂，九锡在不同政权中有着不同的政治意义。北魏孝文帝曾赐予重臣高欢九锡，高欢之子高洋最终建立北齐。同时期的梁朝权臣侯景也曾获得九锡，但最终因叛乱失败而身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