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焦电影史 戈达尔谈如何拍电影——“我总是如何生活就如何拍电影”。
我想，过去有一段时间我拍的都是一些比较写实的电影。电影中的人物完全可能在喝咖啡时突然说出“上帝存在”这类话，就好像在实际生活中说话一样。
可以说，我总是如何生活就如何拍电影。电影和生活对我来说没什么两样。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我不拍摄，两点一到我就开拍，不觉得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时段。我觉得，这是我与，比如说，普雷明格甚至斯皮尔伯格不同的地方。斯皮尔伯格拍电影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像和达纳·安德鲁斯合作的普雷明格。他不会和工人一样穿罩衫、蓝领衬衫和工装裤，但实际上他穿了。不是因为他拿薪水，就是因为心态的缘故。正是这一点有时能带来成功，有时又会造成巨大的失败。
最近，我以拍摄电影的手法为法国电视台拍了一部六小时的电视节目，我在节目中与小朋友说了一些话。因为他们是唯一愿意说上十五分钟话的人，所以我选他们作为谈话对象。我和他们谈论了一些我感兴趣的问题，然后他们会回答。他们的回答不长，但……我没有对他们说：“嗨！乖宝宝们。”我和他们说话的态度甚至比我对你的态度还认真。我认为儿童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有时没有人愿意与他们说话，而我就在这种时刻和他们交谈。例如在他们上学途中，在学校或去睡觉时，也就是爸爸妈妈不会来看他们的时候。这些就是我跟他们说的东西。所以，我根据片子的架构提问题，他们会很诚实地回答。我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我会问他们一些实际或抽象的问题，例如：你有多少钱？你认为光线是沿直线传播的，还是弯曲的？家里到学校有多远？四百米。好！那么你有多高？一米四。那四百米是不是一米四的倍数呢？在此情况下，长度能否成为高度的倍数？
其他人也许会问儿童其他一些问题。只是他们不想在刚刚提到的那些时刻接近小孩。我一向做我想做的事，就像这件事一样，事后我尽量把事情印刻下来，或许有人可以从中看出些东西来。我想以后再拍故事片时，或许可以让男女演员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说话，不过这一点我到目前为止还不太拿手。
这个过程不会太无趣，所以拍电影不应该是一件糟糕的事，这可能是因为好莱坞的拍摄体系及其巨额资金，或者相反，因为其中有极其强烈的孤独感。就像在《小兵》这部片子中，你必须发自肺腑地倾诉出一切，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而我们肺腑中的东西本来不必像那样被倾吐出来。这意味着最终得到的是许多真相，但也伴随着呕吐物，这是不应该的。而这是因为没有对话，之前和之后都没有。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被视作一种魔术般的表演，而不是一些简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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