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大千散尽家财，弄到了三张飞机票。这架飞机，是最后一架离开成都的飞机。后来，齐白石和徐悲鸿，都给张大千写劝返信，可是张大千却无动于衷，反而开始了环球旅行… 1949年春，中国内战的历史转折点之一正在江苏省的古都南京上演。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已迫使国民党政府陷入崩溃的边缘。4月20日晚，解放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渡江行动，共产党的战略优势日渐显现，尤其是在渡江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已大为削弱，其领导层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不得不采取撤退与转移的策略，希望寻找机会进行反击。 到了4月22日，情况更是急转直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不得不作出了全线撤退的决定。于是，政府机关和军队的高级官员们纷纷寻找逃离的方式，他们的恐慌情绪迅速蔓延至普通市民和士兵中。 1949年4月24日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日子，国民党的一些核心成员在南京的局势已不可挽回之后，纷纷转移阵地至上海，想要继续向更南方的广州及远至台湾等地逃亡。 上海在当时作为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据点，本应是他们坚守的最后阵地之一。然而，情况迅速恶化，国民党的领导人何应钦在一次公开会议上虽然宣称政府将全力以赴保卫上海，但实际上，他们的心已经向着撤离。何应钦会后不久就匆忙前往广州，而蒋介石更是在同一天搭乘军舰从上海逃往厦门，显示出他们对抵抗已经彻底丧失信心。 同时，国民党的其他重要人物如顾祝同、翁文灏、孙连仲、陈雪屏及阎锡山等，也选择了逃离大陆，他们纷纷飞往台湾。台北的松巴机场成为了当时的焦点，从早到晚，飞机满载着逃亡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不断从上海起飞，机场内机声隆隆，一派紧张忙碌的景象。为避免夜间受到攻击，所有停留在上海的飞机都在天黑前紧急飞往台北。 此外，一向繁华的南京市中心，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也变得荒凉。中山路、太平路等昔日繁华的商业街区，店铺纷纷关门大吉，街道上行人寥寥无几，偶尔能见到的，也只有匆匆撤离的国民党残部。 中国局势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各界人士都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在艺术领域，不同的艺术大师也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齐白石选择了留在北平。尽管外界纷扰不断，但齐老却能够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中。他以手中的笔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徐悲鸿也坚定地留了下来。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他肩负着培养新一代艺术家的重任。徐悲鸿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艺术造诣，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与齐白石、徐悲鸿不同的是，当时同样负有盛名的张大千却选择了离开。1949年，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大千做出了远赴台湾的决定。 张大千要带走的，是他毕生的心血——敦煌壁画的临摹作品。为了带走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张大千不得不变卖大量的收藏品。比如，历代名家的真迹，他多年来精心收集的古玩珍品。张大千散尽家财，只为换得三张飞往台湾的机票。 1949年12月9日，成都新津机场。在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的紧要关头，机场的气氛凝重而紧张。飞机上已经满载着政府要员和他们的贵重物品，再也容不下一分一毫的重量。张大千也带着他的毕生心血——78幅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匆匆赶到了机场。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同机的杭立武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毅然决定放弃自己全部的私人财物，甚至包括价值连城的二十几两黄金，只为给张大千的画作腾出空间。 在杭立武的坚持下，飞机最终带上了张大千的全部画作。其中，就有62幅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临摹，另外16幅，则是张大千的私人珍藏，同样弥足珍贵，见证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脉络。 这批珍贵的画作，最终被妥善地保存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在那里，它们不仅得到了专业的修复和保护，也为后世研究敦煌艺术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画作的成功转移，凸显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无数文化人对民族艺术传承的执著追求。 局势稳定之后，齐白石和徐悲鸿，都给张大千写劝返信，可是张大千却无动于衷，反而开始了环球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