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苏轼，王安石交情看文人相轻与珍重。 苏轼与王安石是完全两种性格的人，苏轼为人，大大咧咧，不但说话经常嘴不把门，就是办事也不考虑。这个有许多事例，讥程灏俚鄙之叔孙通，讥陈季常河东狮吼，讥张先一树梨花压海棠，乌台诗案，等都是苏轼嘴巴轻浮的证据。 说实话，我个人对苏轼并无太好的印象，因为当时的蜀洛党争，也与苏轼有直接关系，而宋朝的党争其实与唐朝及之前已大不同，因为前朝党争多门阀党争，大都涉及政治权力，十分残酷。但宋朝门阀党争基本消失，由于印刷术，文化的普及，以及科考的改革，宋朝党争大多是学党。许多时候政治斗争并不严酷。如朱熹与陆九渊就争论过学术，但二人一直交好，并不曾涉及政治打压。苏轼之前的吕蒙正，富弼，都有过党争，特别是邵雍，与张载还是谁都产生过学术争论，但都没有像苏轼这么惨烈的，为什么？因为苏轼把学党都牵涉进政治斗争了。而且主要挑起责任人，就是苏轼，他作为朝堂重臣，学派领袖，不当众讥刺程灏，能引起蜀洛党争么？要知道程氏弟兄不但是洛党领袖，还是宋神宗的老师。直接导致两派人朝堂争吵，洛党程门弟子差点把苏轼给论罪诛杀了。幸亏太后求情，宋神宗才放了苏轼一马，但也把他一贬再贬。宋神宗心里肯定窝火，说白了苏轼当众讥讽他老师，把他当皇帝的脸面往哪搁？ 最要命的是苏轼不但得罪洛党，还攻击反对新党。王安石等人想改革，起用新党，苏轼倒是不畏权势，发表不同，导致朝庭新党人又都讨厌苏轼。 其实王安石与苏轼私交很好，但王安石性格，可不是苏轼。很严肃深沉。有件事可以看出王安石个性多强悍，就是包拯任枢密院副使时，（当时枢密院使宋祁已辞职了，实际包拯虽官衔不及，但实掌三司，）有一次请客，王安石当时还是通牧判官，是包拯下级，包拯这人很清正严肃，极少请客，但是那次请客敬酒，在座除了王安石不喝，所有人都喝了，而且王安石与包拯二人都脸黑，一脸的严肃，在座众人都情面上觉得王安石太轴，不给包拯面子，有些受不了。但王安石屹然安坐，不愧他名字安石俩字。包拯倒没计较，敬他两次，见他不喝也就罢了。 王安石的性格可真的是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惧。倔犟异常，又十分严肃。与苏轼性格大不同，但二人是好朋友。 很多人以为苏王二人是好朋友文学上会相互珍重，其实并不是。苏王二人同样文人相轻，二人同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但我个人看法，王安石文章更重理气，而苏轼文章更重情势，甚至苏轼为了炫情，科考卷上，竟编出个尧杀人，皋陶三赦的典故。当时王安石虽也喜苏轼文采，但对于苏轼的文风不踏实，其实很反对，由于官还大，经常教训苏轼，尤其二人政见还不同。苏洵还曾写一篇《辨奸论》将王安石比作卢杞。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公开反对变法。 但王安石确实宰相肚量，虽然教训苏轼，可并没落井下石，也不曾如洛党弟子一般要搞死苏轼。而是很掌握限度。实际王安石儿子后来得了疯病，王安石竟然将儿媳改嫁了。要知道这可是封建礼法时代，可见王安石这人品格绝对正直高尚。 当然，后来变法失败，王安石失势，苏轼也没落井下石，还做保王安石一心为公。 也就是说二人相珍重的并不是政见与今人认为的文学。而是一心为公的品格，与豁达宽阔的胸襟。 今天，看到网上，许多人瞧那个名人不顺眼，恨不得上去跺两脚。 如对莫言，司马南，杨坤，冯小刚，贾平凹等人不管褒贬，完全脱离了文学等专业行业，也脱离了事实与真相，脱离了道德，偏偏还以爱国的名义，以道德的名义，目的性似乎并不是为矫正风气，而是打倒出气，这个其实是与古人的文人相轻，有天壤之别。 曹丕说文人相轻，可是好朋友王粲死了，曹丕祭奠他时，当众学驴叫，因为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 指出他文章的优劣，轻文并不轻人格。 今天的文人还有相互珍重的么？得了个外国奖，就捧上天，马屁拍得震天响，那并不是珍重。 我相信，所有人都有优劣，那怕自己专业领域。 司马南逃税，莫言小说呈黄色，杨坤可能当初与刀郎音乐观点不一致，被人骂马户，冯小刚更是外国有别墅成了戏子卖国，贾平凹因为女儿被质疑，乱七八糟许许多多事，让人觉得，中国还有个好人不？ 而那些恨不得上前踹两脚的人，真的就是为了正义？ 个人觉得，剜烂苹果不是踩烂苹果，剜去烂的剩下好的可以继续吃。这是真正的珍重。没必要人得意时把人捧上天，人失意时把人踩入地。 除非人自己想入地，那没办法。 司马南逃税，人家说挨打立正，不求原谅了。 莫言，捐出那么多钱了。文学上也不敢这偏见那超越了。 何必起哄左棍右棍的生怕打不死。 真正的珍重文学的人，珍重的其实是人品。 因为文学，目的性也是为了人生修养，世治有益。 媚气太重的评论与媚俗迁就放纵任性文学风气有什么区别？ 戾气太重的批评与戾气太重的文学又有什么区别？ 古文人相轻，只是文学性意识不同，人格品德可并不曾相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