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石友信要替哥哥石友三报仇，讨伐高树勋。当石友信气势汹汹的叫嚣时

1940年12月，石友信要替哥哥石友三报仇，讨伐高树勋。当石友信气势汹汹的叫嚣时，一个军官走来，对着他脑袋就是一枪。 1940年12月1日，石友三应高树勋的邀请赴宴。高树勋是新八军的军长，而宴会本应是一次友好的聚会。突然，一名勤务兵匆忙闯入，向高树勋报告：“高军长，太太有事让您回去。”高树勋便起身告辞，离开了宴会厅。临走时，他看了一眼仍在桌旁与宾客交谈的石友三，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石友三并未意识到，这一举动背后隐藏着致命的阴谋——高树勋正策划一场以他为目标的陷阱，意图置他于死地。 石友三，吉林人，19岁从军，性格反复无常，生性投机，屡次改变阵营，曾先后投靠过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人，因而被称为“倒戈将军”。在其军事生涯中，他所作所为备受争议。1939年，石友三率部占据山东濮县，长达18个月，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此期间，石友三严苛地剥削百姓，强迫征兵、征粮，民众苦不堪言，2万多青壮年被强迫征入军中。他的部队为了生火取暖，几乎将濮县的树木砍光，甚至远赴外地砍伐树木。石友三的所作所为引发了极大的民愤，也激起了同僚们的不满，尤其是高树勋。 十三路军干部学校培养了许多抗日的精锐力量，其中有一位名叫段海洲的学员，毕业后意图参军报国。石友三得知段海洲有一支精锐部队，便通过弟弟石友信去接触他，希望能将其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中。石友信与段海洲关系良好，他用花言巧语劝说段海洲：“八路军抗日，我们也抗日，若你加入我们，将能得到更强的支持，助力抗日事业。” 段海洲虽然受到石友信的影响，但他深知自己的立场问题。他表示，自己不能背叛八路军，虽然愿意加入，但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并不能带走自己的部队。最终，段海洲选择了留在国民党阵营，但他有两个原则：一是绝不投降日本人，二是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保持友好。 1940年12月，寒风凛冽，夜色漆黑如墨。石友信带领一支部队，浩浩荡荡杀到高树勋的营地，誓要讨伐这个夺去哥哥性命的仇人。石友信站到营门前，挥舞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叫嚣着，要高树勋那个懦夫出来受死。 突然间，一个身影快步走来。是高树勋的一名亲信军官。他神情冷峻，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枪，直指石友信的脑袋。砰——一声枪响，在黑夜中炸开。子弹准确无误地射入石友信的头颅。他的身体瞬间变得僵硬，鲜血从额角汩汩流出。石友信的部下目瞪口呆，一时间竟忘了反击。高树勋虽没有出面，但他料定石友信早晚会来寻仇，早已部署好了应对之策。 时间倒回到几年前的抗战时期，就在石友三如日中天之时，他却在一次与国民党高官高树勋的冲突中，不幸丧命。高树勋一向以骄横跋扈著称，仗着官场权势，为所欲为。据传，高树勋在那次冲突中设下埋伏，率众将毫无防备的石友三及其部下围困，双方爆发激烈枪战。当噩耗传来时，年仅二十出头的石友信悲痛欲绝，他发誓一定要为哥哥报仇雪恨，讨伐高树勋这个杀人凶手。 1945年10月30日，距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仅过去一个半月。那天清晨，时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的高树勋站在广场上的高台上，面对一群军官发表演讲。他语气坚定，斩钉截铁地说道：“弟兄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为了宣布一件大事。这就是我们要临阵起义，彻底退出内战！”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让在场的大小军官们惊愕不已，大家一时愣住了，会议室里陷入一片沉寂。 接着，高树勋感情激动地继续说道：“我决定起义，并非因为害怕打仗、贪生怕死，也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我经过几十年的坎坷人生后所做出的决定。日本人终于投降了，大家都盼望过上安稳的日子。但蒋介石偏要我们进攻解放区，让同胞们相互残杀。我们曾经和八路军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们在我们危难时刻总是伸出援手。现在，要我们与他们兵戎相见，毫无道理。我们不能再打这种没有意义的仗了！” 毛主席在抗战初期就提出，应该宽待俘虏，这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瓦解敌人顽抗力量的有效手段。得知高树勋成功起义后，毛主席在会议中号召全军及全国范围内展开宣传，争取更多的友军力量并瓦解敌对阵营，推动更多的“邯郸起义”。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下，国内多个战区相继展开了“高树勋运动”。 与此同时，地下党组织和情报工作者也迅速渗透到国民党部队内部，与那些有爱国情怀的将领们积极沟通，并在适当的时机组织起义行动。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指出，高树勋的起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也契合中国统一与和平的需要，并预言未来会有更多国民党官兵投向我方。 朱老总的预测果然应验，随着“高树勋运动”在全国的宣传，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军队投降我军，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格局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仅几年间，投靠我军的国军士兵从每年60多万增至200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