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9日夜，故宫博物院值班人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名可疑男子。经盘问，该人自称因游玩时迷路没能走出故宫，只好留下过夜。 盗贼如何能够成功盗取国宝？如果《我在故宫修文物》展示了人类耐心的极限，那么《我在故宫偷文物》则揭示了人类在智力和体力上的极限。盗窃故宫这样的重要场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无非是两个：如何进入？如何逃脱？自建国以来，故宫文物失窃的记录一共发生了七次，分别是在1959年、1962年、1980年、1987年（两起）、1991年和2011年。这七起失窃事件中，六次发生在珍宝馆的养性殿，剩下一次发生在斋宫。 其中一次发生在1962年4月16日晚上，36岁的孙国范潜入了珍宝馆的养性殿。那晚，孙国范首先躲藏在珍宝馆大门外厕所后的阴暗夹道里，等到天色完全黑暗后，他爬上了珍宝馆墙下的脚手架，翻越墙壁进入了院子。进入养性殿后，他打碎了展柜的玻璃，将金碟和金碗拿出来，接着又撬开了另一个展柜，拿走了两颗大金印。 装好偷来的文物后，他准备原路返回。然而，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行动，实际上已经触发了故宫的警报系统。一进入养性殿，警报器便立刻报告给了故宫保卫处。保卫处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人跟踪调查，同时向派出所、公安局和警卫部队报了警。当孙国范爬上墙头准备逃跑时，他发现墙那边已经有200多名警察在等着他。最终，孙国范被抓获，并在1962年10月被判处死刑。 在所有盗贼中，2011年偷盗故宫的石柏魁被判刑最轻。石柏魁是山东省曹县人，因为沉迷网络而陷入经济困境，最终选择犯罪。这起盗案引起了广泛关注，不仅因为它发生在故宫，还因为故宫在向北京市公安局赠送锦旗时，把“捍卫”写成了“撼”，引发了一个令人哑口无言的错别字新闻。 2011年5月9日，近午夜时分，值班人员在例行巡查时发现一个可疑男子在宫墙深处游荡。男子支支吾吾声称自己迷路了，但在被要求蹲下接受检查时，他突然逃跑。值班人员立即呼叫增援，警铃响起，安保人员迅速出动，搜索灯照亮了每个角落。不久后，有人发现房顶上有人，大家抬头看到一个黑影迅速消失在黑暗中。 事后，工作人员在斋宫发现一处破窗，并在展厅内找到一个被凿开的窟窿和被打碎的玻璃展柜，发现9件珍贵文物失窃，包括金嵌钻石手袋等国宝。令人困惑的是，报警系统竟然没有响应，盗贼得以轻松得手。 警方对现场进行全面取证，并查看周围的监控录像。很快，他们在一段视频中发现了可疑线索。经过审问，该男子名叫石柏魁，对盗窃行为供认不讳。石柏魁原本生活贫困，做过小偷，眼见故宫文物珍贵，心生贼念，决定一夜暴富。 石柏魁供述，他通过混入游客中，趁夜深人静潜入故宫行窃。他破坏展柜和墙壁，洗劫了斋宫的多个文物。然而，尽管他实施了如此大规模的破坏，故宫的报警系统竟未起作用。调查发现，石柏魁在行窃前切断了展厅的电源，导致报警装置失效。 尽管成功盗窃，石柏魁逃跑时却遗落了几件文物。他最终只拿到四件国宝，但却误以为这些是赝品，愤怒之下将其丢进垃圾桶。而这些失落的文物至今杳无音讯，或许已流入黑市，永远与故宫失散。 2012年5月，石柏魁因盗窃罪被判13年有期徒刑。这个震惊全国的盗窃案终于告一段落。 1912年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虽然他正式退位，但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他仍然可以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北洋政府每年拨给溥仪400万元的经费，然而这笔钱远不足以支持他奢华的生活。为了弥补这一缺口，溥仪开始偷运皇宫的文物。从1912年到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宫禁，溥仪在这段时间内已经偷运了超过1000件文物。 溥仪为何要偷文物？他曾辩解说：“拿自家的东西，怎么能叫偷呢？”他认为自己只是为了实现梦想而奋斗，无法理解这样做的严重性。他带走的文物大多是故宫的顶级藏品，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例如，《历代帝王像》如今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挥扇仕女图》和《五马图》则流失海外，成为我国文物界的重大损失。田黄三连印等珍贵文物在抗美援朝时期被溥仪上交国家，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然而，随着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相关部门试图追回溥仪偷走的这些国宝，但大部分已经无法找到。许多文物被溥仪卖掉以维持自己的奢华生活，剩余的一部分流入了伪满洲国的皇宫。后来的历史中，只有少部分文物得以追回，并被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和其他博物馆。1949年以后，故宫开始重新整理文物，并进行了编号。到那时，所有文物共计近百万件，且通过科学鉴定和分类，建立了文物库房，以确保文物的安全。 为进一步保障文物安全，故宫不断改善库房条件，并制定了严格的文物保管和使用规章制度。逐步引进现代化设备，并开展文物保护的科技研究，对损坏和破旧的文物进行修复，重要文物还进行复制。到1985年，累计修复文物达到1.1万余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