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段宏良来天津看望叔父段祺瑞。闲着无事出去逛街时，被当地的两个赖子盯上了。
清朝宣统三年，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局势动荡不安。在这一背景下，清廷不得不重新启用之前被打压的袁世凯和段祺瑞，试图借此平定武昌起义。然而，袁世凯和段祺瑞并没有完全忠于清廷的命令，反而借机在与武昌起义军交战的过程中，进行政治博弈。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联合了北洋系的数十位将领，向清廷表态，要求接受共和，否则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起初，隆裕太后仍抱有希望，认为北洋军可以压制南方的起义，继续维持清朝统治，但段祺瑞等人的强硬表态，迫使隆裕太后最终不得不以宣统帝的名义宣布清朝退位。由此，清朝的统治彻底结束。
袁世凯上台后，段祺瑞继续为他效力，先后担任了陆军总长和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务。段祺瑞继续鞍前马后，稳固袁世凯的统治地位。1913年底，他奉命署理湖北都督，将南方有影响力的黎元洪强行押送北上；次年，他兼任河南都督，并主持镇压了白朗起义。然而，1914年秋，袁世凯的权力逐渐加强，两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袁世凯借助武力平定了东南各省，并通过《中华民国约法》掌握了立法和行政权力，他开始逐步试图摆脱北洋军的依赖，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个人权势。
段祺瑞对此心知肚明，一方面他不满袁世凯干涉陆军部的事务，另一方面，他一贯持有民族主义倾向，强烈反对与日本订立“二十一条”。因此，在1915年春，他称病不再参与政府事务。随着袁世凯帝制野心的日益暴露，段祺瑞公开表态，表示自己曾为共和而奋斗，现在却面临袁世凯称帝的局面，段祺瑞坚决表示：“论公，我宁死也不参与；论私，我从此退休，绝不再发一言。”
民国十五年盛夏，天津卫街头人来人往，就在这座繁华的都市中，一位年轻人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穿着合身的西装，戴着崭新的礼帽，脚蹬一双锃亮的皮靴，走在街上神采奕奕，颇有几分洋派绅士的风度。
这位年轻人名叫段宏良，前督军段祺瑞的侄子。刚从欧洲留学归来，此次来到天津卫，是专程来看望久别的叔父。自从段祺瑞去年下野后，他便隐居在天津卫，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得知叔父家中新添了一位小侄女，段宏良便趁此机会来天津探望亲人，也借此散散心。
他信步走在热闹的街头，却不知，街上有两个心怀不轨的人，早已盯上了段宏良脚下那双崭新的皮靴。突然，一位陌生人朝他大声喊道：“老弟，好久不见！”段宏良赶忙推说认错了人，但那人却不依不饶，一把摘下段宏良的礼帽，朝屋顶一扔，随后转身飞快地离开了。
段宏良愣住了，既气愤又困惑，帽子已被扔到屋顶，他自己又身材不高，怎么才能拿回帽子呢？正当他为此烦恼时，另一个人凑了过来，自称是路见不平，愿意当梯子让段宏良踩着上去取帽子。
段宏良并未多疑，向对方道谢后便准备攀上去，却被那人拦住，说靴底有泥，怕弄脏布衫。段宏良歉然，赶紧脱下靴子，这才踩在那人肩上爬向屋顶。好不容易取下帽子，回头一看，却发现那人的肩膀已经空了，靴子也不见了踪影。
段宏良猛然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他狼狈不堪地回到叔父家，段祺瑞见到侄子只穿着袜子，脚上的新靴不翼而飞，不禁长叹一口气。昔日呼风唤雨的督军，眼下却无能为力，只能无奈地看着侄子遭遇如此尴尬的事情。
1924年至1926年，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在这一期间，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数十名示威者与政府军警发生冲突，导致超过40人死亡。段祺瑞在得知此事后赶到现场，长跪不起，为死者祈福。此事件后，段祺瑞彻底退出了政坛，开始专心在家中静修，吃斋念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1933年初，日本又发起进攻热河，进一步扩张其侵略势力，目标直指华北。在此期间，日本积极寻求在华北建立傀儡政权，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而段祺瑞因过去在中国政坛的影响力以及其亲日立场，成为日本争取的主要人物之一。
日本驻天津的特务头子土肥原曾多次会见段祺瑞，试图说服他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推翻蒋介石的政权，并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他的行动。与此同时，陈炯明认为蒋介石面临内外困境，认为这是时机到了，于是派丘建军等人北上，与段祺瑞进行接洽，希望联合推翻蒋介石。
段祺瑞对此回应说：“我已年老，实在无力承担，最好请陈炯明亲自来主持，我将全力支持他。”然而，世事难掩，蒋介石通过他的耳目得知了这一切，段祺瑞意识到，尽管计划尚未付诸实践，但天机已泄，不如先南下与蒋介石进行和解。
1936年10月中旬，段祺瑞得知长城内外的战局日益混乱，心情十分沉痛。他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提到：“我国唯有上下一心，努力自求，求人不如求己。国家应积极准备，合力应对，则即使面临十年的挑战，也不必惧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