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袁世凯的女儿大婚，进入洞房后，新郎兴致全无，怒骂新娘：“你个残花败柳，有过多少个男人？”谁知，新娘冷哼一声答道：“你骂谁呢，有多少姑娘为你打过胎？” 新郎一时无话可说！
1919年“五四运动”后，传统婚姻观念逐渐受到挑战，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青年群体提倡平等、自由的婚姻观。他们主张以恋爱为基础的男女结合，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这一变革尤其激发了长期在婚姻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妇女的觉醒。她们不再默默忍受男性的压迫，而是选择通过法律途径争取自己的权益。1931年，淑妃文绣成功与末代皇帝溥仪离婚，为这一潮流增添了力量，也使更多女性意识到可以通过抗争改变命运。
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这种婚姻观念的变革在城市中逐渐显现。1933年《益世报》的报道显示，天津等地离婚案件激增，许多女性以受虐待、强迫卖淫或因父母包办婚约不满为理由提出离婚。这些案例揭示了当时女性在争取婚姻自主权和摆脱传统压迫方面的努力，也反映了社会变革对家庭观念的冲击。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以袁世凯家族为代表的一些显赫家庭仍保留了传统婚姻习俗。袁世凯一生共有1妻9妾，子女众多。其第十四个女儿袁祜祯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袁祜祯是袁世凯的遗腹女，自小性格泼辣，精明能干，在家庭中表现出较强的管理能力。然而，她的婚姻仍然是由家族长辈安排的。在袁世凯去世多年后，曹锟因儿子曹士岳与一位电影院女招待杨小姐发生纠纷而急于为其找一门合适的婚事，最终选中了袁祜祯。这场婚姻由两家家长一手操办。
1936年11月，曹家与袁家两大豪门即将结亲，曹锟的公子曹士岳与袁世凯的十四女袁祜祯，将在万众瞩目中喜结连理。
袁祜祯虽然出身名门望族，却并非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她自幼接受新式教育，性格独立坚毅，不愿随波逐流，屈从于时代的桎梏。然而，命运的嘲弄在于，她曾经历过一段伤痛欲绝的感情创伤，如今却不得不接受家族的安排，嫁给门当户对的曹家公子。
在洞房花烛夜，当曹士岳得知袁祜祯不是完璧之身后，立刻像被触怒的狮子，破口大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在嫁给我之前，早就被多少男人玩过了吧！＂
袁祜祯强忍着屈辱和愤怒，冷笑一声反唇相讥：＂曹少爷在外面的风流史，不知道有多少姑娘为你伤透了心，甚至为你打过胎。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
一语既出，曹士岳一时语塞，却也更加怒不可遏。从此，两人在家族联姻的表象下，暗流涌动，矛盾重重。曹士岳仗着父亲的宠爱，变本加厉地在外花天酒地，对袁祜祯不闻不问。而袁祜祯虽然强颜欢笑，内心却如死灰般冰冷。两人的婚姻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1937年初的一个夜晚，曹士岳再一次酩酊大醉地回到家中。酒精完全控制了他的神智，他开始无理取闹，对袁祜祯拳脚相加。袁祜祯忍无可忍，试图拿起电话向娘家求助。曹士岳见状勃然大怒，他掏出了一直随身携带的手枪，朝着袁祜祯的方向连开数枪，击中了她的右臂。
顾维钧的婚姻故事开始于一个典型的包办安排。他与张润娥的婚约早在少年时便由两家父母定下。1908年，顾维钧返乡结婚时，为了抗拒父亲的意愿甚至采取绝食的方式，但最终屈服。婚礼现场，两人被告知不要率先下跪以免显得软弱，最终以互相弯腰草草完成仪式，象征性地完成了长辈安排的任务，这段婚姻缺乏情感基础。婚后，顾维钧逐渐意识到张润娥与他的生活规划格格不入。1911年，两人通过协议离婚。张润娥接受了现实，协议条款由她亲手书写。这在以父母之命为主的社会婚姻制度下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几十年后，顾维钧与黄蕙兰的婚姻则是另一种复杂的结合。这段婚姻源于双方的背景契合，黄蕙兰是富裕华侨家庭的独女，接受过多元文化的熏陶，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与顾维钧相比，黄蕙兰信奉巫医和超自然力量，而顾维钧虽接受过西式教育，但其思想中仍然保留了传统家庭观念。
这种文化差异加上两人强势的个性，使婚姻逐渐走向破裂。1956年，顾维钧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筹划与黄蕙兰离婚。尽管黄蕙兰不愿放弃大使夫人的身份，更难以割舍对顾维钧的感情，但她最终还是同意了分手。1959年，顾维钧迎来了与严幼韵的新婚，而黄蕙兰晚年仍在纽约保留着与顾维钧的合影，显现了她对这段感情复杂而深刻的记忆。
瞿秋白的婚姻充满了革命与个人悲剧的色彩。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剑虹因肺病在婚后短短七个月便离世，这给瞿秋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四个月后，他与杨之华相识。杨之华原本是沈剑龙的妻子，并育有一女，但因投身妇女运动而与丈夫渐行渐远。在上海大学求学期间，她遇到了时任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两人因共同的革命理想而迅速接近，最终携手共赴革命道路。
相比之下，陆小曼与王赓的婚姻则是一场更为公开的情感纠葛。陆小曼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徐志摩公开交往，甚至打掉了两人的孩子。尽管如此，王赓未对徐志摩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反而在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时送上贺礼。王赓的处理方式在当时社会中显得理性而独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