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陈诚负责“裁军”，把大量杂牌军校毕业、行伍出身的军官裁减回家。中校李浑多年来出生入死，岂料竟落了个以200元法币打发回家的结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胜利。街头巷尾，人们欢呼雀跃，共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 然而，在欢庆背后，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抗战结束时，中国满目疮痍，工业基础几乎崩溃，农业生产萎缩，物价飞涨，民生凋敝。更为棘手的是，国民党军队规模已经膨胀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从原本约200万人的规模持续扩充。到了抗战胜利后，又不分良莠地大肆收编各地伪军部队。仅山西地区，第2战区司令阎锡山就将当地所有伪军改编为省防军，总计5个军6万余人。这 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导致到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经激增至惊人的280个师、520余万人。面对这样庞大的军队规模，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显然无力提供足够的军饷和补给。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任命了他的嫡系将领、时任军政部长的陈诚负责全国性的裁军工作。表面上看，裁军是出于国家财政负担的考量，但实际上却暗藏政治算计。 蒋介石一方面急于挑起全面内战，试图消灭华北等地的解放区；另一方面又不愿自身实力受损。在这种矛盾心态下，他将主意打到了各路杂牌军身上，希望通过裁军一箭双雕——既能缓解财政压力，又能削弱地方实力派，消除异己。 陈诚接受任命后，精心制定了一套＂保中央、裁地方＂的差别化裁军政策。这套政策看似公平，实则处处偏袒中央军系统。在裁军名义下，各省地方实力派纷纷遭到严重削弱，而中央嫡系部队却几乎毫发无损。 就在这场大规模裁军的风暴中，一位名叫李浑的中校军官成为了时代大潮下的一粒沙尘。李浑毕业于四川地方军事学校，抗战爆发后加入川军部队。在漫长的抗战岁月里，他跟随部队转战各地，参与了多次重要战役，曾在松沪会战中身负重伤，又在豫湘桂战役中立下战功。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军事才能，他从一名普通军官逐步晋升至中校，成为连队指挥官。 然而，李浑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因抗战胜利而迎来更加辉煌的篇章。1945年8月，当陈诚负责的裁军工作全面铺开时，李浑所在的川军部队成为了重点裁减对象。与中央军相比，川军在裁军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不公。虽然川军在抗战前就拥有30万兵力，并且在战时被抽调了257万壮丁，但在整编后仅获得了9个师的番号，而且这些部队大多被安排在河南、苏北等内战前线，远离四川本土。 李浑作为一名地方军校毕业、行伍出身的军官，被列入了优先裁减的名单。多年来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换来的却是一纸冰冷的裁减通知和200元贬值严重的法币作为遣散费，这与中央军军官的待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陈诚主导的裁军工作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明显的差别对待。各路地方军队和杂牌军遭受了严重削弱，而中央军却基本保持了原有实力。桂系军阀在全面抗战第一年就装备了100个团参战，但整编后仅获得第7军和整编46、48师共3个师的番号。云南军队虽然一直充当大后方，却只获得3个师的番号，而且其中第58军鲁道源部已经投靠中央军，第60、93军则被调往东北当炮灰，均未留在云南境内。地方军队不仅番号被大幅削减，还被强行调离原有驻地，彻底切断了他们与地方实力派的联系。 相比之下，中央军在整编期间却获得了巨大利益，直接获得了44个整编师（军）的庞大编制。更不公平的是，属于东北军的4个整编师、属于镇嵩军的1个整编师，实际上早已被中央系吞并控制。这些部队既没有自己的地盘补充兵员，也没有任何收入来支撑粮饷，完全依靠南京政府供养，实际上已沦为中央军的旁系。此外，中央军各师在裁军过程中，不仅基本实现了人枪不减，不少部队还得到了加强。 整理好为数不多的行装，李浑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战友和服役多年的部队。他的几位同僚也面临着相似的命运——有的回乡务农，有的进入小工厂做工，还有的干脆沦为街头小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被裁减的几位黄埔军校毕业的中校，虽然也离开了部队，但都被安排进了军工企业或地方政府任职，享受着相当不错的待遇和稳定的收入。 李浑回到四川老家后，发现当地经济凋敝，就业机会稀少。他尝试利用自己在军队中学到的技能寻找工作，但大多数用人单位对退伍军人并不青睐。曾经的战功和牺牲仿佛一夜之间被人遗忘，他不得不从头开始艰难的平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