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起义将领范绍增对七个妻妾说：“旧时代一去不复返，现在是一夫一妻制，你们只能留一个。”听到这，七个姨太太都看着范绍增，想让他留下自己，但是范绍增最后的选择，让所有人都没想到。
范绍增，这位以抗日英雄身份闻名的人物，却有着一段令人称奇的生平。他出身于川西大竹县的一个富庶家庭，祖上家业兴旺，但他却从小纨绔不羁，热衷吃喝玩乐，将家产挥霍殆尽。祖父对他极为失望，曾决意清理门户。然而，家人的求情为范绍增争取到一线生机，他得以在家族中保留些许容身之地。
家道中落后，范绍增过了一段流离失所的日子。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他结识哥老会后。他在这个江湖组织中展现出过人的智谋和手腕，逐渐从一名普通成员成长为核心人物。他的才干和圆滑的社交能力让他赢得了袍哥们的信任，在组织内赢得了稳固的地位。袍哥会的内部矛盾在他的调解下得以缓解，逐渐形成了团结的氛围。袍哥首领去世后，范绍增顺理成章地成为继任者，接过了组织的重担。
一次偶然的街头行走，范绍增与几名亲随碰巧遇到流氓试图骚扰一名女子。他挺身而出，将女子解救脱险。几日后，他才得知救下的女子是当时第二路总司令颜德基的女儿。这段机缘成为他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颜德基收编了范绍增及其部下，使范绍增从一个地方土匪摇身一变成为正规军人。他的兄弟们换上军装，披上了官衔，开始在军队中建立势力。
抗日战争时期，范绍增率部积极投入战斗，以勇猛的作战风格赢得了“奇特英雄”的称号。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屡屡令敌人胆寒，但其私人生活却备受争议。他一生娶妻40余人，子女众多。尽管在战场上有赫赫战功，他的个人形象却在后世留下了不同的评价。
1950年初春，四川大竹县的一处宅院里，范绍增召集了他的七位妻妾，庭院里一片寂静。这位刚刚完成起义的将领看着眼前的七个女人，缓缓说道，新中国成立了，旧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度已经一去不复返，按照新的婚姻法规定，他们之中只能留下一人。
七位妻妾听到这个消息，都不约而同地望向这位她们共同的丈夫。在场的有原配夫人陈文兰，还有六位姨太太，其中就包括了叶邵芳。这些女人，每一个都与范绍增有着十多年的夫妻之情，此时此刻，谁也不愿轻易放弃。
要了解这段情缘，还得从范绍增的从军生涯说起。作为四川著名的袍哥首领，范绍增在军阀混战时期就已经成为了一方势力。那时的他，像其他军阀一样，也有着多位妻妾。其中，陈文兰是他最早的结发妻子，经历了他最艰难的岁月。
范绍增最终选择了年龄最长的原配陈文兰，并给其他六位姨太太每人一笔钱，希望她们能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当其他五位姨太太陆续带着钱离开后，叶邵芳却坚持要留下。她说，即便不能再以妻子的身份生活，也愿意留下来当个佣人，继续照顾范绍增的日常起居。这份执着，让范绍增深感愧疚。
后来，政府考虑到像范绍增这样的特殊情况并不少见，专门出台了补充规定，允许《婚姻法》实施前的重婚关系，在女方自愿的情况下可以继续维持。这项政策的出台，让叶邵芳终于能够名正言顺地和陈文兰一起，继续陪伴在范绍增身边。这段佳话，在当时传为美谈。
范绍增出身草根，没有多少文化，但他对文化人充满敬仰。他不仅让自己的子女上学读书，还特意安排姨太太们学习文化。他从上海请来一批老师，教授姨太太们礼仪、家政、钢琴等课程，甚至送她们到家政学校深造。他希望通过这些培养，使自己的姨太太们成为上流社会的“名媛”。
其中两位姨太太，赵蕴华和何蜀熙，凭借聪慧与努力，迅速成为重庆上流社会的知名人物。她们通过讨好何应钦和顾祝同的夫人，帮助范绍增在仕途上顺风顺水，从师长一路升至军长，再到集团军副总司令，展现出“夫人外交”的效果。
全面抗战爆发后，范绍增主动请缨出川抗日。他散尽家产，利用旧部和袍哥的关系，在短时间内组建起一支兵力达六个团的抗日武装。由于国民政府只给番号而无经费支持，他不得不自掏腰包修理武器，并高薪招募社会上的赋闲军官担任基层干部。这支抗日武装成型后，范绍增亲赴周公馆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赠予《论持久战》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部队要军纪严明、官兵团结、爱护百姓。范绍增将这些建议贯彻到部队管理中，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1939年，他率部在江西东乡与日军激战，随后在宜昌地区多次与日军展开拉锯战，最终击退敌军。1942年，他带领部队击毙了日军第十五师团团长，这一战绩震动日本军界。然而，范绍增的抗战功绩也引起蒋介石的忌惮，蒋不仅在其部队中安插亲信监视，还试图挑拨部队内部矛盾，削弱他的影响力。
1948年，国民党召开“国大”，蒋介石亲自召见范绍增，希望他为孙科拉选票。出人意料的是，范绍增不买账，这令蒋介石大为光火，暗地里计划逮捕他。1949年冬，范绍增在渠县三汇镇率领2万余官兵通电起义，加入解放军。他被改编为第50军“高参”兼第148师副师长，后来因对体育事业的热爱，担任河南省体委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