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曾组织了部分八路军386旅的后代到日本去考察。在九州的一家饭馆

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曾组织了部分八路军386旅的后代到日本去考察。在九州的一家饭馆里吃饭时，碰到两个日本老兵。听他们说三八六旅如何如何，一个老头就用中文问：你们是三八六旅的后代？陈知建说，我们说是啊。

1927年秋，周恩来向党中央提议成立中央特务科，中央政治局随即决定以“红队”为基础组建行动科与情报科。1928年春，25岁的陈赓受周恩来之命，化名“王庸”，加入中央特科，担任情报科科长。陈赓进入特科后，立即开设训练班，次年又为红队专门开办培训课程。

他熟练掌握多种方言，能够根据身份需要灵活变换形象。外界所知的“王庸先生”风趣亲和，交友广泛，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听甚至上海各帮会地痞均有接触。他还与青帮头子杜月笙及英法租界巡捕房头目周旋，屡次成功化解地下工作中的危机。

陈赓在特科的机智表现让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曾下令通缉他，而英租界巡捕房竟因不知他真实身份而邀请“王庸先生”协助抓捕自己，这便是广为流传的“陈赓抓陈赓”故事的由来。

陈赓出生于1903年的湘乡，这片土地赋予了他英勇的气质。他原名陈庶康，出身于将军世家，从小接受良好教育。他的祖父常给他讲述战斗故事，使年仅13岁的他便萌生参军的志向。他投身湘军成为一名普通士兵，从此开启了传奇的军旅生涯。21岁时，陈赓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与杜聿明、林彪等人同期。在平定和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他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勇气，毕业后留校任职。

大革命失败后，陈赓选择加入中央特科，从事隐秘而危险的革命工作。1933年，他在上海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始终守口如瓶，未泄露任何同志和革命计划的信息。最终，他成功脱险，转移到苏区继续革命事业。

2024年的深秋，日本九州的街道上飘着细雨。陈知建带领着一群特殊的考察团成员走进了一家传统的日式料理店。这些人都是八路军386旅将士的后代，他们此行既是怀念，也是寻访。

店内的气氛安静而温馨，木质的隔断将就餐区域划分成若干个半开放的小空间。陈知建一行人正在享用着当地有名的特色料理，却意外听到邻桌传来了令人惊讶的谈话声。

两位年事已高的日本老人正在用日语交谈，谈话中不时提到＂三八六＂这个字眼。在场的中国访客们都不由得竖起了耳朵。只听其中一位老人用略显生疏的中文问道：＂请问，你们是来自中国的旅游团吗？＂

陈知建微笑着点头回应，随后又听那位会说中文的老人继续追问：＂我似乎听到你们在谈论386旅，你们和386旅有什么关系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询问，陈知建坦然告知了考察团成员的身份。

这个回答在两位日本老人脸上激起了明显的波澜。另一位老人通过同伴的翻译，执意要为陈知建一行人做东。当被问及原因时，两位老人道出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透过他们的叙述，仿佛能看到当年那支令日军闻风丧胆的386旅的英姿。这支由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改编而成的部队，在陈赓将军的带领下，创造了太多令敌人难忘的战绩。就这样，在异国他乡的一家小店里，昔日战场上的对手，通过他们的后人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和解。

黄埔军校时期，学生分为“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两派，思想上的分歧常引发激烈争论甚至肢体冲突。陈赓与胡宗南作为两派的代表人物，多次交锋。在一次争执中，陈赓与身材高大的李仙洲扭打在一起，毫不示弱。胡宗南上前帮忙，却被陈赓抄起板凳砸来，狼狈逃跑，甚至丢下了军帽。陈赓以此在校内名声大噪。

1925年，陈赓在黄埔学生军东征中担任连长，攻打惠州时中弹负伤，但他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得到了蒋介石的欣赏，被调至身边担任护卫。一次东征途中，蒋介石因第三师溃败而被敌军包围，情急之下假意要自杀，陈赓背着蒋介石跑了160多里，护送其脱险。

蒋介石对陈赓非常器重，将其调任侍从参谋，但陈赓始终未动摇信仰。在蒋介石暗中试探时，陈赓主动向周恩来汇报情况，并以“母病重”为由辞职返回广州。在“中山舰事件”后，他公开身份，毅然脱离国民党党籍。

1928年，陈赓在中央特科工作时，曾在执行任务途中遇到熟悉的国民党高官钱大钧。两人在火车上多次交谈，钱大钧虽识破陈赓的真实身份，但并未采取任何行动。通过这一事件，陈赓展现了他的机智与从容。

陈赓与徐海东的交集始于红军时期，陈赓时任红12师师长，徐海东是第36团团长。徐海东初到新岗位时因自信不足多次请求留在原部队。陈赓起初耐心劝解，试图让徐海东理解组织的安排，但徐海东执意不改，最终陈赓怒斥其顽固不化，展现出雷厉风行的一面。

陈赓的性格在历史与文学作品中多有展现。毛主席曾评价他“在三教九流中任何一个行业都能吃得开”，既说明他在复杂局面中游刃有余的能力，也体现了他的乐观与幽默。在影视剧《亮剑》和《陈赓大将》中，陈赓被塑造成一个处事圆滑、善于调解矛盾的人，这与历史上的真实形象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