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学大师钱穆出走香港，劝陈寅恪和熊十力等同行，遭到拒绝后，他连妻儿老小也顾不上就独自离开。 钱穆以史学见长，幼时酷爱各种文学书籍，上课之余翻遍了家中藏书，家人见其如此便努力供他读书，这也成为钱穆成为当代大儒的条件。 青年时期的钱穆一腔热血，他不满民国政府落后的教育机制，同时对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弃之不用而惋惜不已。 于是他在辗转多地讲学的同时，也在茶余饭后一笔一笔写就文史著作《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一写多年，成书之时国家已处于抗战时期，作为旗帜鲜明的爱国人士，钱穆听从政府安排，远赴西南联大，在祖国的大后方培养抗战的种子，培养不屈的炎黄子孙的未来。 从钱穆手中培养出来的弟子很多，抗战胜利后这些人都涌向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而至于钱穆，则由于蒋介石的种种操作，在舆论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写手”，加上和另一位名人傅斯年的矛盾，钱穆滞留东南，寻求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由于对新生政权的不信任，钱穆没有与北京方面沟通对话。 加上多年以来的误解，钱穆在读罢毛主席的《放弃幻想，准备斗争》之后，气得作出跟随王耀武舅子孙鼎宸一起远赴广州的决定。 因为在那一篇文章中，毛主席言辞尖锐，丝毫不给胡适、傅斯年之流留面子，驳斥他们为“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控制的‘极少数人’，而字里行间钱穆也显然被归为此列。 当时钱穆甚至都没能顾得上家人，就毅然踏上了不再回头的道路。 由于误解，祖籍浙江的钱穆不惜在来到广州的一个月后继续出走，钱穆的伯父钱基成先生为了此事甚至远赴广州力劝钱穆不要离开。 钱穆只冷冷说了一句：“你看新生政府渡江时写的那篇布告，究竟是否具有包容大度之心？我继续留在这里的话，恐怕难有容身之地！” 当时香港尚属英国人，而钱穆却一股脑扎进这处深潭，连自己的妻女也顾不得，托孙鼎宸等人照顾。 此后终钱穆一生，再也没有踏入祖国大陆一步，但钱穆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国家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告诫学生不要忘记是中国人。 寓居香港的那几十年，钱穆根本没有闲着，他在香港教书育人，前十几年建立“新亚学院”，并在学校里认真研习文化古籍、传授个人感悟与收获。 1963年后，新亚学院与其他学校合并，在钱穆的坚持下，三校合并出的学校校长由中国人担任。 这是香港被英国人控制以来的首次破例，而这所学校的名字大家肯定很是熟悉，因为它叫香港中文大学。 五十年代初，我党对在海外流亡的知名人士展开统战工作，当时钱穆已经与中共领导层“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但是钱穆也有了自己追求的目标，于是在回信里言辞恳切的说：“愿意继续留守香港，为殖民地里的中国人继续传播中国文化！” 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受到大陆内的政治运动冲击，钱穆已经不适合继续呆在那里，于是钱穆便辗转来到了台湾，与当时已成丧家之犬的蒋介石见了一面。 钱穆强调他绝不会参与他们的党派斗争，只求为这里的中国人做点什么，毕竟两岸都为一家，中华文化的魂，他不想让这里的人丢掉。 蒋介石罕见的大度了一回，给这位国学大师安排了一处舒适宽敞的住处，并下令不经钱先生许可不可打扰其研究学问。 钱穆便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最后的二十几年，在余生，他也丝毫没有松懈，不是在著书写作，就是前往学校开坛讲座。 直至晚年行动不便，钱穆把自己的最后一本书完成，在他搬离自己居住二十余年的“素书楼”两个月后，以96岁高龄在台湾的一处寓所无疾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