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事之后，立即送进博物馆。”1917年，一位美丽的女子面带微笑，在巴黎郊外被执行死刑，而法国人似乎还不解恨，竟然一定要她身首异处。 1917年的一个清晨，巴黎郊外的万森监狱外人头攒动，一场处决即将上演。押送犯人的警车缓缓驶入，车门打开，一位身材曼妙的女子在狱警的押送下走下车来。她身着一袭黑裙，脸上却带着淡淡的微笑，眼神平静而坦然。 玛塔哈丽在狱警的押解下来到刑场，她面对指控，拒不认罪，态度从容不迫。军事法庭最终以间谍罪判处她死刑。行刑的士兵举起了枪，瞄准了她的心脏。玛塔哈丽轻轻闭上眼睛，嘴角仍然带着一丝微笑。枪声响起，子弹穿透了她的胸膛，她倒在了血泊之中。38岁的玛塔哈丽，在间谍生涯达到巅峰之时，却落得这样的结局。 行刑完毕，有人提议将玛塔哈丽就地掩埋，但更多人主张将她的遗体公开示众。人群中愤怒的情绪弥漫开来，他们痛斥玛塔哈丽的所作所为是对法兰西的背叛。最后，官方决定施以极刑——将玛塔哈丽斩首，把她的头颅和身躯分别处置。 玛塔哈丽的头颅被装入一个盒子，而她的身躯则被遗弃在旷野之中，任由野狗和秃鹫啃食。盛怒之下的法国人誓要将这个＂美丽的叛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玛塔·哈丽，原名玛嘉雷莎·吉尔特鲁伊达·泽利，1876年出生在荷兰北部一个安静的小镇。家里条件好，玛塔·哈丽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她接受了不错的启蒙教育，学会了优雅的礼仪，还特别喜欢跳舞和唱歌。每次家里办小型聚会，她都会即兴表演一段舞蹈，赢得满堂喝彩。 这种幸福在她13岁那年突然结束了。一天下午，她像往常一样在自家花园里玩耍，父亲却一脸苍白地冲回家，急匆匆地让全家收拾行李，说要搬家。原来，父亲把钱投进了股市，结果血本无归，家里彻底破产。帽子店卖了，农场也没了，一家人只能搬到镇上的贫民窟。 家里的好家具全换成了破桌子烂椅子，父亲的脸上写满了疲惫和绝望。尽管如此，她还是安慰自己，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总能熬过去。可现实比她想的残酷得多。没过多久，父亲受不了这种穷日子，决定离开家，去外地找机会翻身。从那以后，玛塔·哈丽再也没见过他。两年后，母亲也在贫困和忧郁中去世，留下她和兄弟姐妹们孤零零地面对世界。 玛塔·哈丽被送到了一个远房叔叔家，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叔叔家并不欢迎她，她得帮着干活儿，扫地、洗碗，几乎像个佣人。婶婶看她长得漂亮，心里不舒服，经常冷嘲热讽。 19岁那年，玛塔·哈丽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征婚启事。对方是个海军军官，比她大22岁，家里有钱又有地位。她觉得这是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赶紧联系了对方。两人一见面，军官就被她的美貌迷住了，很快就结了婚。 几年后，丈夫对她失去兴趣，他开始在外面找别的女人，常常夜不归宿。玛塔·哈丽发现了他的背叛，心痛得不行。她找丈夫争吵，却只换来冷言冷语，甚至是拳头。丈夫喝酒后脾气更坏，家暴成了家常便饭。她忍了很久，最后实在受不了，提出了离婚。 离婚的过程艰难又痛苦。丈夫不肯让她带走两个孩子，还偷偷把女儿藏了起来。她拼尽全力争取，却还是没能留住孩子。最终，她只能一个人离开，带着满心的伤痛和迷茫，前往巴黎重新开始。 到了巴黎，玛塔·哈丽得自己养活自己。她先是试着在马戏团当骑师，后来又做过艺术模特，可收入少得可怜，连饭都吃不饱。她急着找条出路，偶然间发现巴黎人特别迷恋东方的神秘文化。她灵机一动，决定利用自己的东方血统和舞蹈天赋，打造一个新身份。 她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玛塔·哈丽，声称自己是印度来的圣女，从小学习神圣的东方舞蹈。她穿着轻薄的纱裙，在夜总会和剧院里跳舞，舞姿大胆又迷人，充满了异国风情。观众们被她的美貌和表演吸引得挪不开眼，掌声和欢呼声响个不停。没多久，她就成了巴黎最红的舞娘，名气传遍了整个城市。 她的演出不仅带来了金钱，还让她接触到了不少有钱有势的人，包括军官和贵族。她的生活渐渐富裕起来，但她并不满足于只是跳舞赚钱，而是开始利用自己的魅力，探听更多有用的消息。 一战前夕，德国和法国关系紧张，情报成了战场上的关键。德国军官巴龙·冯·米尔巴赫看中了玛塔·哈丽的影响力，私下找到她，开出高价让她当间谍，利用她的社交圈打听法国军官的消息。她没多想就答应了，毕竟这活儿听起来不难，还能赚大钱。 玛塔·哈丽开始在舞会上和军官们聊天，凭着甜言蜜语和迷人笑容，轻松套出不少军事秘密。她把这些消息传给德国，换来了一笔又一笔的报酬。她主动找到法国情报部门，提出也为他们做事。法国人同意了，她就这么成了双面间谍，在两国之间来回周旋，赚得盆满钵满。 1917年，玛塔·哈丽在西班牙巡演时，法国情报部门设了个圈套，用假电报引她上钩。她急着赶回法国传递情报，却一落地就被抓了。法庭上，英国提供的证据摆在她面前，证明她给德国传了不少情报，导致法国军队损失惨重。她试着辩解了几句，但证据确凿，只能认罪。 法国政府急于平息民众的怒火，把她当作替罪羊，判了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