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参加越南胡志明的葬礼，阿尔巴尼亚代表提出：葬礼上不要与苏方代表团团长柯西金接触，连招呼也不要打。 1969年9月11日，北京首都机场。一架苏联专机缓缓降落在跑道上，机舱门打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迈着稳重的步伐走下舷梯。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1904年2月21日—1980年12月18日）是苏联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了整个苏联时期，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柯西金于1919年加入苏联红军，参与了苏俄内战的战斗，这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战后，他接受了列宁格勒的培训，并在西伯利亚开始了工作，展现出了出色的管理和领导才能。 1927年，柯西金加入苏联共产党，开始了与国家建设密切相关的职业生涯。1930年代，他进入列宁格勒纺织学校学习，并毕业后成为当地纺织厂的厂长。此后，他的职业道路逐渐上升，1938年成为了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实际职务相当于市长，负责管理这座重要城市。与此同时，他的政治声誉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成为苏联共产党重要的管理人才。 在1939年至1940年间，柯西金被任命为苏联纺织工业人民委员，并加入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40年，他进一步晋升，成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管消费品生产工作。随着战争的推进，柯西金在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43年，他兼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并在战后的政治环境中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柯西金继任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总理，直至1980年去世。他在这一职务上任期长达16年，期间为苏联的经济改革和外交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柯西金的领导风格被认为更加务实，注重经济管理和技术发展，他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苏联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总理周恩来早已在停机坪等候，两位政坛老手在机场上握手寒暄，尽管语调平和，但熟悉中苏关系的人都知道，两国间的紧张气氛弥漫已久。 就在一天前，柯西金还身在河内，参加越南领袖胡志明的葬礼，在葬礼上主动示好却屡遭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先念冷遇，让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重要人物难免心存顾虑。胡志明，原名阮生恭，后以多种化名为人所知，包括阮爱国、李瑞、宋文初等。他生于1890年5月19日，来自越南一个贫寒的农村儒生家庭。早年经历了贫苦的生活，曾从事教师、海员及杂役等多种工作，逐渐形成了对社会不公和殖民压迫的敏锐觉察。20世纪初，胡志明通过接触外部世界，尤其是在法国和中国的经历，逐步确立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并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 1920年，胡志明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并在1925年于中国广州组织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开启了他与革命运动的更深层次接触。1941年，胡志明返回越南，成立了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并开始领导越南人民进行反对法国的斗争。在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胡志明带领越南人民发动了历史性的八月革命，成功推翻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并于9月2日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1951年，胡志明当选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成为党内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1969年9月2日，胡志明因病去世，享年79岁。原来是阿尔巴尼亚代表提出：葬礼上不要与苏方代表团团长柯西金接触，连招呼也不要打。 柯西金最终选择了折中的办法。他决定先行离开河内，但不直飞莫斯科，而是在塔什干稍作停留，静候中方消息。万一北京方面应允会面，从塔什干折返也不算耽搁。而若是中方拒绝，他也可免去当面尴尬。于是，苏联专机在9月10日清晨起飞，别过了越南上空。 黄保山得知此事后，颇感意外。他深知，尽管中苏两国矛盾重重，但保持对话、避免误解和冲突，对越南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大有裨益。于是，这位资深外交官连夜约见苏联大使，殷切地表达了越南对中苏领导人会晤的期待和支持，并为双方沟通的延误致以诚挚歉意。 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周恩来总理当机立断，决定同意柯西金的会面请求，并立即通过驻越使馆转告苏方。电报发出时，柯西金专机已在塔什干降落。克里姆林宫的指示随即传来，要求他即刻返回北京。 9月11日，北京。当柯西金的专机再次降落在首都机场时，等候已久的周恩来总理迎了上去。两位政坛老手握手寒暄，言语间流露出对彼此的尊重和善意。尽管之前有些误会和弯路，但双方如今能够面对面坐下来谈，本身就传递出一个积极信号。 会晤在机场贵宾室举行。周总理坦诚地表示，中苏虽然存在分歧，但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理应放眼大局，通过对话增进了解，管控矛盾，维护世界和平。柯西金则表示赞同，并强调苏联始终视中国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