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后，困守孤城太原的阎锡山对傅作义的举动极为愤怒，还说：“宜生这么干，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我告诉他北平还存有三万发炮弹给他用，他没用就投降了。”
1949年1月18日，徐向前司令员指挥的解放军华北第一兵团，已经围攻太原超过三个多月，阎锡山的局势愈加艰难。被困的他感受到如同困兽一般的压力，每一天都像是在过着煎熬的日子。就在这一天，阎锡山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的密电，这封电报是由他的亲信、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方闻转交的，阎锡山在读完电报后，心情顿时变得激动起来。
电报中，方闻传达了美国人陈纳德的建议：美国方面劝告阎锡山不必死守太原，如果局势无法挽回，阎锡山可以派遣飞机前往，接应他脱离困境。阎锡山其实早就有了逃离太原的打算，但此前他已经发出过强硬的言辞，声称要“与太原共存亡”，此时突然提出撤退显得有些难以启齿，毕竟自己曾经言辞激烈，无法再轻易改变立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阎锡山一方面继续维持表面上的坚持，表现出“玉石共焚”的决心，另一方面则暗中指示方闻四处活动，力求获得南京政府的指示命令，这样他就能堂而皇之地离开太原，转而前往南京。阎锡山的行为也折射出他复杂的政治手段，他深知在这个关键时刻，如何才能巧妙脱身而不损害自己的政治形象。
阎锡山的背景可以追溯到1883年，他出生在山西五台县一个开设钱庄的家庭中。年轻时，阎锡山便显露出了出色的政治智慧，他通过观察商界的运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1902年，阎锡山考入山西武备学堂，之后又获得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日后在中日两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些人脉为他积累了大量的政治资源。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太原，犹如一记重锤击打在阎锡山心头。在太原司令部的会议室里，阎锡山拍案而起，对着在座的将领们大发雷霆。他愤怒地指责傅作义的投降行为，认为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耻辱。特别是当他提到自己曾告知傅作义北平城内还储存有三万发炮弹可供使用时，更是气愤难平。在阎锡山看来，傅作义不战而降，有负各方期望。
这一消息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北平的和平解放，使得太原在战略上更加孤立。原本与太原遥相呼应的华北重镇已然易手，太原成为了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最后一座孤城。这座屹立在山西盆地中心的城市，此时宛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可能倾覆。
形势的急转直下很快就显现出来。1949年3月上旬，华北野战军第19兵团、第20兵团，以及第4野战军的炮兵第1师陆续向太原前线集结。这些部队的调动预示着解放军即将对太原发起总攻。然而在此之前，攻打太原的主力仅有第1兵团和其他附属部队，总兵力约11.5万人。这支力量与太原守军的兵力相当，但在重型武器特别是攻城装备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整个三月，解放军都在积极调兵遣将，为总攻做准备。战局的天平开始明显倾斜，这种变化连太原城内的普通百姓都能感受到。街头巷尾，人们私下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这座城市的命运将何去何从。而此时的解放军，正在进行细致的战前准备，包括侦察敌情、构筑工事、储备弹药等，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做好充分准备。
在与蒋介石及其他军阀的激烈斗争中，阎锡山凭借其精湛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成功保住了“山西王”的地位。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阎锡山利用山西民众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再度复兴，甚至在抗日战争期间，即便丢失太原、西渡宜川，他仍通过与日伪勾结重新掌握了山西的权力。
然而，当解放战争的战鼓响起，阎锡山面临的将是人民军队的强大洪流。1945年抗战胜利的前夕，阎锡山便开始进攻八路军占领的上党地区。在这一过程中，阎锡山表面上表示和平，实则暗中备战，加强防御工事。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他彻底撕下伪善面具，直接向人民武装发起进攻，打算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第二野战军的进攻迫使阎锡山和他的“袖珍内阁”无处可逃。最终，阎锡山只得带着一众随从从成都飞往台北，从此告别了自己在大陆的军事和政治生涯。
随着“代总统”李宗仁的流亡，蒋介石在1950年3月复职，重新接管国民党政权。他上任后的第一项决定便是罢黜阎锡山，给了他两个虚职——“总统府资政”和“中央评议委员”，而实际上，阎锡山已经被彻底架空。
此后，阎锡山在菁山生活了十年，除蒋介石偶尔去探望外，其他国民党政要几乎再没有人前来看望他。倒是一些报刊、电视台的记者经常登门造访，出于对这位曾历经清朝、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等历史阶段的“五朝元老”的好奇，他们屡屡前来采访。
他仍然潜心于自己的哲学思考，尤其是在“大同主义”与中和哲学方面，阎锡山撰写了大量的文字，尽管这些小册子大多未能引起太多关注。在生活方面，阎锡山始终保持简朴的作风，不改“阎老抠”的本色，然而他的身体状况却逐渐下滑，健康日渐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