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3月25日，薛暮桥给薄一波写信，批评厉以宁多次讲话主张所有制改革和国有企业股份化的主张。他说，所谓所有制改革，就是要变国家公有为股东私有，“这是大规模地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种主张是万万不能采纳的”。、
1987年初，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厉以宁在多个场合发表演讲，提出了关于所有制改革和国有企业股份化的主张。 这些观点在学术界和决策层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3月25日，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致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详细阐述了他对厉以宁观点的担忧。 在这封信中，薛暮桥明确表示，所谓的所有制改革实质上是将国家公有转变为股东私有。他认为这种改革方向将会大规模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因此是不能采纳的。 这场争论的背景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关键阶段。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 到1987年，国有企业面临着效率低下、经营机制僵化等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改革突破口。在这种背景下，股份制改革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探索方向。 对于企业改革的具体方式，薛暮桥特别反对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企业性质的根本改变，影响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支持。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对某些地区盲目推进股份制改革表示担忧。 薛暮桥的改革历程充满了坚持与智慧，他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价格改革领域。他的理论视角独到、实践策略果断，尤其在物价改革上，薛暮桥展现了极大的勇气与深刻的洞察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浪潮中，薛暮桥不仅仅是一个改革的推动者，更是一个深刻思考市场经济发展路径的理论家。 在上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市场经济尚处于萌芽阶段。薛暮桥深知，改革的每一步都涉及各个方面的利益调整，因此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既要考虑到理论的高度，也要考虑到具体的执行难度。1980年，薛暮桥亲自组建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这一机构的设立为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平台。由于经济改革会涉及到不同部门和利益群体的冲突，薛暮桥的经济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咨询机构，并不直接参与行政管理，因此具有相对独立性。正因为如此，每当高层制定改革措施时，薛暮桥的意见总是成为决策的参考标准之一。薛暮桥通过深入分析，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并且通过不断的思考与论证，使得理论与实践逐步得到融合。 薛暮桥对于物价改革有着独特的看法，并且付诸实践。在改革初期，价格调整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许多人担心物价上涨会引发社会不满，进而影响政治稳定。政府部门在物价调整问题上犹豫不决，常常担心对某些商品进行价格调整会导致社会的广泛反弹。特别是在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商品价格的控制非常严格，市场的自由度较低。因此，每次关于物价上涨的讨论都需要谨慎而小心。薛暮桥的二女儿薛小沂回忆道，当时大米涨价的讨论便一再搁浅，虽然物价从一毛八涨到一毛八分四这一微小的幅度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但最终依旧未能推动改革。类似的例子在当时屡见不鲜，许多商品价格调整的方案因为害怕触动计划经济的根基，最终无疾而终。 然而，薛暮桥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加复杂的价格调整问题——棉布和化纤布的价格。他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不仅仅关系到物品的价格，还涉及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市场供需的平衡。当时，化纤制品积压严重，而棉制品则出现了供应紧张。通过对市场的深刻分析，薛暮桥提出了一项大胆的建议——取消布票，同时调整化纤布和棉布的价格。具体来说，化纤布的价格应当下调，而棉布的价格则应当上调。这样的改革方案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是颠覆性的，因为它挑战了传统的价格管理模式，也触及了相关部门的利益。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薛暮桥并没有轻易做出决策。他在考虑问题时，反复权衡各种利弊，经过详细的调研与论证，最终提出了经过再三思考的价格调整方案。他坚信，这种价格调整既能缓解棉布短缺的问题，又能有效释放化纤布的生产能力，推动市场的正常运转。尽管面临着来自不同部门和利益集团的压力，薛暮桥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并成功说服了政府相关决策层。 最终，薛暮桥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价格调整顺利实施。这一改革的成功，不仅仅解决了棉布的供应问题，还使得化纤制品的生产得到了极大放开。这次改革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奠定了信心，尤其是在价格改革方面，薛暮桥的成功实践证明了适度放开管制与价格调整的可行性。这一事件也为后来的价格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参考，帮助中国逐步走向市场经济体制。 薛暮桥的一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贡献，标志着他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虽然在改革的过程中，薛暮桥经历了许多困难与挑战，但他始终坚持为人民谋福祉，为国家的繁荣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