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50岁的曹锟迎娶20岁的富家千金陈寒蕊。新婚夜，一番云雨过后，曹锟倒头就呼呼大睡。陈寒蕊看着这个年过半百，已经秃顶的老头，不由悲从中来，哭成了泪人。
曹锟因排行第三，性格憨厚，得了个绰号“三傻子”。他自幼对读书不感兴趣，反倒对习武颇有热情，曾幻想仗剑行走江湖。在投军之前，他做过布贩，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叫卖。曹家原本是做生意的，家境尚可，足以供他读书深造。然而，他自知不是读书的料，也不愿在家被看轻，便选择独自谋生。
做布贩子的经历让曹锟结识了不少各行各业的人，但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为了改变现状，他选择投军，机缘巧合之下进入北洋武备学堂。虽不擅长读书，但面对关乎前途的学习，他还是咬牙坚持下来。此后，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网罗了许多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曹锟也在其中，成为北洋军的一员，由此踏上仕途。
曹锟在军事上并无突出的才能，但凭借跟随得当，一路高升。他先是追随袁世凯，后又得到冯国璋的提拔，从普通士兵升至北洋第三师师长，最终成为直隶督军。直隶督军驻地设在保定，在任期间，他虽未在战场上建树，但在地方建设上有所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大学的创办。
1917年，曹锟上任直隶督军。1921年，他创办了一所综合性大学，并承担了全部经费开支。然而，他并未插手学校事务，而是让教授们自主管理。面对师资问题，他坦言自己不过是个推车卖布的，对学问不精，必须依靠先生们才能办好学校。
在一次训话中，他强调，所有教授都是他从全国各地千方百计聘请来的，学生若对先生无礼，便是不用脑袋，若如此，他便“帮忙拿下”这颗脑袋。
1912年的这个夜晚，北京城笼罩在秋日的凉意中。曹府内一片喜庆，大红的灯笼还未熄灭，婚宴的热闹刚刚散去。新房内，年过半百的曹锟早已沉沉睡去，他那微微泛亮的前额在灯光下格外醒目。而在他身旁，二十岁的新娘陈寒蕊却怎么也睡不着，望着铜镜中的自己，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场婚事来得突然却又在意料之中。那日曹锟的胞弟曹均带着重礼登门拜访陈家，陈父见是北洋军阀中声名显赫的曹锟派人来提亲，立刻就答应了下来。在当时的北京城，陈家虽是富商，但在军阀势力割据的年代，没有权势的庇护，再多的家财也难保平安。对陈父来说，这门亲事正合他意。
然而对年方二八的陈寒蕊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她哪里肯嫁给一个年纪可以做自己父亲的男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她立即找来闺中密友商议对策。几个姐妹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有的建议她假装生病，有的提议她躲到外地，还有的说干脆和心上人私奔。但这些主意听起来都太过惊世骇俗，况且在那个年代，女儿的婚事全由父母做主，她们也只能在闺房里徒呼奈何。
陈寒蕊并非是个轻易认命的性子。在婚期未定之际，她鼓起勇气独自前往曹府，想当面和曹锟说明自己的想法。她直言不讳地表示了对这门亲事的抗拒，甚至说出了一些略显冒犯的话。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曹锟不仅没有动怒，反而对她的直率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婚期很快就定了下来，宾客盈门，热闹非凡。
曹锟带兵为人拙诚，看似憨厚，实则精于权谋。他曾因误打了一名军械官，事后不仅亲自道歉，还将其升为管带，嘴上还安慰说：“越打越发，不是给你升官了吗？”另一次，他检阅队伍时发现一名士兵在偷偷抹眼泪，询问后得知是家中父亲去世。听后，他二话不说，取出五十块大洋递给士兵，让其先回家尽孝，等办完丧事再归队。
武昌起义后，曹锟作为袁世凯的重要部下，积极参与镇压南方革命党，并在北洋军阀体系中不断积累权力。袁世凯称帝时，他与张绍曾联名上书，请求改变国体，表现出极力支持的姿态。袁世凯看后深受感动，不仅封官赐爵，还赏赐大量金银。
1923年6月，曹锟秘密设立大选筹备处，利用金钱运作总统选举。议员若投曹锟一票，便可获得五千元，同时还设有各种津贴。380余名议员每人先发200元，正副议长分别获得3万元和1万元。随后，他将议员分为三等，继续发放“津贴”，甲等每人6000元，乙等400元，丙等3000元。为了确保选举达到法定人数，他又追加大会出席费200元，病假议员还可额外领取医药费。通过这一系列金钱攻势，曹锟成功当选总统。
曹锟不善理财，其数千万家产一直交由弟弟曹锐打理。曹锐去世后，财产转交给其子曹少珊。曹少珊曾过继给曹锟为义子，但在曹士岳出生后，他虽名义上归宗，但仍掌控着曹家的全部财产。面对曹锟生活日渐窘迫，他始终冷眼旁观，毫不理会。曹锟因念及曹锐之情，多次忍让，导致家中子女对其不满，时常发生争执。
当有人质问曹少珊为何眼看着曹锟生活艰难却不伸出援手时，他冷漠地回答：“这是我喊他这么多年爸爸的代价。”1935年，曹锟的旧部实在看不下去，集体向曹少珊讨说法。在众人逼迫下，他勉强答应每月支付3000元，但仅履行一个月便再无下文。无计可施的曹锟，只能每日叹息，无力改变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