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不久，时任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文建武因病医治无效，于1951年1月15日在北京去世，年仅39岁。
1944年4月到11月，侵华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河南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沦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稳固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派遣部队向河南和华南扩展，开辟新的抗日战场。同时，中央也抽调了一批干部南下，加强中原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文建武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接到命令后，他带领一支900多人的干部大队，前往新四军五师工作。
1944年11月10日，文建武率队从延安出发，经过两次渡黄河、南越陇海路，经豫西、渡淮河，最终在1945年1月27日到达新四军五师的师部所在地——大悟山。此时，五师经过数年的抗战，已经在鄂豫皖湘赣五省建立了广阔的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并成功建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
文建武出生在湖北省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早逝，随母亲改嫁后，生活贫困。1928年，鄂豫皖地区爆发农民暴动，文建武的家乡也成立了农民协会，组建了农民赤卫军，致力于保护农民的权益。在这一过程中，文建武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逐渐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开始接受进步的理念，理解了农民并非天生要忍受压迫，只有反抗才能争取到应有的权益，才能改善生活。
1930年5月6日，立夏节起义爆发，文建武的哥哥劝他避一避风头，不要参与其中。然而，文建武坚持不听家人的劝阻，坚定地说：“我很了解共产党，他们绝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他们是为穷人说话的好人，是撑腰的人。”他毅然决定加入起义，投入革命的行列。到了1930年春天，鄂豫皖边特委成立，文建武告别亲人，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红军队伍。
1951年1月15日，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文建武同志与病魔抗争了数月后，终因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他深爱的革命事业和战友们，年仅39岁。
这位年轻有为的军事指挥员的离世，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惋惜。就在他住院前不久，新中国正在筹划首次授予将军军衔，按照当时的授衔标准，文建武同志作为一位战功赫赫的军区副司令员级别的高级指挥员，完全符合授予将军军衔的条件。
在文建武同志生命的最后时期，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们纷纷前来探望。大家回忆起他20多年的革命生涯，无不为之动容。从一名普通的工农红军战士，到红军参谋长；从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作战科科长，到新四军的师参谋长；从鄂豫皖野战军司令员到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文建武同志的每一步提升都来之不易，都是用实打实的战功换来的。
在抗战期间，文建武同志的足迹遍布华北战场。他先后担任冀南军区参谋长、一二九师旅政委、军分区旅政委等职务。在组织和指挥反扫荡作战中，他表现出了过人的军事智慧和指挥艺术，多次带领部队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取得重要战果。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作为第二十一兵团的重要领导人，文建武同志正在为新中国的军队建设积极工作。然而，多年的战争生活和繁重的工作，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当他被送进医院时，仍然牵挂着部队的工作。
在川陕根据地，文建武和部队经常与川军作战，伤病员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为了保障伤员的安全，文建武十分关心后方医院的建设，特别是防空洞的修建工作。他指示红30军后方医院尽快设法修建防空洞，以确保伤员在战时能够得到安全保障。在他的督促下，防空洞很快就建成了，伤员们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和保护。
后勤部门的工作非常琐碎，涉及到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文建武每一项都要过问，事无巨细。作为一名领导，他一丝不苟，工作认真负责，经常深入基层，检查各部门的工作，亲自核算账目，掌握部队的财政和供应情况。他对部下要求严格，绝不允许他们敷衍了事。
部队到四川不久，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缴获了大量银元、烟土等物资。一些同志看到缴获的物资丰厚，便疏忽大意地将这些财物随便堆放在仓库里，既没有准确记录，也没有妥善保管。文建武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刻找来仓库管理人员批评，要求他们及时整改，并指示利用这些物资解决部队的棉衣问题。
1948年5月，他被任命为豫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尽管病情没有完全好转，但他还是匆匆赶赴豫西上任。虽然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郑州、南阳、灵宝等地依然被国民党控制，顽固抵抗。在农村，土匪活动猖獗，尤其是豫西地区的李腾蛟、谢润玉等匪首，他们长期盘踞在抱犊寨，经常对百姓进行杀戮和抢掠，严重威胁到解放区的稳定和民众的安全。
当豫西的剿匪行动接近胜利时，文建武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剧烈的疼痛常常折磨着他这个年仅38岁的将军，疼痛时他满头大汗，甚至只能让警卫员用拳头压在他的腹部来缓解疼痛。尽管病重，文建武依然坚持不下医院治疗，他表示：“马上就要建国了，必须要在建国前把土匪全部消灭干净，否则我死不瞑目！”就这样，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直到任务基本完成，才被送进医院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