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9岁的康有为在弥留之际，把最宠爱的27岁的六姨太张光唤至病榻前，给她留下2000幅字画保她衣食无忧，但也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而这个条件，竟让张光在往后的日子里痛苦不已。 康有为，这位晚清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仅因“衣带诏”事件而饱受质疑，还因提出荒唐的“中日合邦”主张而更加引发非议。他的行为与言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但其中许多内容却带有显著的欺瞒与不切实际的理想化色彩。 所谓的“衣带诏”是康有为宣扬的核心依据之一，他声称自己受光绪皇帝亲笔诏书的委托，领导维新变法。然而，事实却是，这份诏书并非赐予康有为，而是光绪皇帝在会见杨锐时交给他的。诏书内容明确提到“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这些人均为戊戌变法的核心成员。康有为之所以将此诏书据为己有，是因为他错误地认为诏书上提到的人都已去世，无法作证。 然而，杨锐被杀后，诏书并未随之消失。杨锐的儿子杨庆昶将诏书藏于衣领中带回四川，后又被举人黄尚毅保存。最终，这份诏书重见天日，成为康有为伪称“衣带诏”受命的有力反证。康有为的这一谎言，不仅暴露了他在危急关头试图塑造个人形象的投机心理，也让后人对他的真实动机产生了更多怀疑。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并提出了“中日合邦”这一荒唐的主张。这一构想充分体现了他在维新失败后的绝望和对外部势力的过度依赖。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毫不讳言，他曾与日本使节矢野文雄商议两国合邦的详细计划，并希望通过这一方式挽救中国的危局。这一提议不仅在逻辑上难以成立，更在情感与主权层面严重冒犯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 更令人不解的是，康有为甚至试图通过杨深秀向光绪皇帝上奏，建议与英国、美国和日本结成所谓的四国联盟，并强调“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康有为将这一荒诞计划美化为“天下苍生之福”，显然未能认识到，这种严重削弱中国主权的提议，实际上是对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的重大伤害。 康有为的心腹宋伯鲁在奏折中更详细地透露了“中日合邦”的具体内容。根据奏折，这一计划不仅涉及军事、财政、外交的全面重组，还提议由康有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选百名外国顾问，接管中国的一切事务。这一构想完全无视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将国家命运拱手让给外人控制。 这种妄想式的主张表明，康有为在维新失败后的思路发生了极端化转变。他试图通过外部力量实现内部改革，实际上却忽视了清政府自身问题的复杂性和民众对主权的强烈维护意识。他对外国势力的过度依赖，甚至让他将国家命运寄托在他人手中，这种想法不仅缺乏现实可行性，也违背了基本的民族利益。 尽管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倡导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救国，但其后来的言行却暴露出他对复杂局势的误判和对权力的渴望。他以“衣带诏”之名欺骗世人，以中日合邦为旗帜试图获得外部支持，而这些做法不仅损害了他个人的声誉，也为晚清改革运动蒙上了一层阴影。 康有为的行为折射出当时部分维新派知识分子对局势的绝望和对外部世界的盲目崇拜。他们寄希望于通过依附外国势力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忽略了内部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种思想在短期内可能具有吸引力，但从长远来看，无疑会对国家独立与主权造成致命威胁。 1917年，60岁的康有为从海外归国，有意在西湖边过上惬意的退休生活。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来到西湖小住。清晨，西湖美景令人沉醉。康有为推开临水的园门，看到一名少女摇着浆经过，湖光山色映衬着她俏丽的脸庞和窈窕的身姿，看得康有为瞪直了双眼。他立刻雇佣少女划船畅游西湖。 经过交谈，康有为得知少女名叫张翠，年方18，家境贫寒，住在西湖畔，以渡船为生。两人相谈甚欢，张翠爽朗的笑声感染了康有为，多日的愁绪顿时一扫而空。尽管康有为年过六旬，家中早有妻妾，但他却对张翠一见倾心，当即向她表白，要把她娶回家当六姨太。 婚后，康有为给张翠改名张光，对她宠爱有加，不仅教她读书写字，还育有一女。在随后的9年里，这对鹤发鸡皮的夫妻倒也恩爱有加，生活十分幸福。 然而好景不长，康有为毕竟年事已高，不久就病重卧床。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张光的前途。为了让她衣食无忧，康有为给张光准备了2000多幅字画作为遗产。 弥留之际，康有为把张光唤到床前，他牵起张光的手，嘱咐道：＂我死后，那2000幅字画都归你所有。但你必须答应我，此生不得改嫁。＂张光想到年幼的女儿，连忙答应了这个条件，却不知这竟是日后祸患的根源。 康有为去世后，她多年来独得恩宠，早已招致其他妻妾的嫉恨。如今康有为一死，她们便合谋要对付张光，逼得她在康家难以立足。 张光不愿违背亡夫遗愿改嫁，又担心遗产被其他妻妾夺去，只得带着女儿遁入空门，在寺庙中寻求庇护。她每日诵经打坐，过着清苦而虔诚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