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工作人员整理了他老人家的遗产，遗产清单如下：有几套毛式中山装，500多元生活费和120多万稿费，还有10多万套书记和生活用品。而其中的衣服、生活用品以及500多元被党作为文物收藏起来，供后人瞻仰学习。 毛主席在世时虽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但工资只有404.8元，已算是当时的高收入。然而，他多次向中央提出降低自己的工资，认为高额工资会拉大贫富差距，不利于群众工作的开展。在他的影响下，中央决定统一降薪，缩小高级干部与基层干部之间的工资差距。 毛主席对个人财务管理极为严格。生活管家吴连登负责记录毛主席一家的生活开支，出纳钟子山负责保管财务票据，管理稿费的是郑长秋同志。每次使用资金，吴连登都需要撰写详细报告，列明用途和金额，获得毛主席批准后才能支取。这套严格的财务制度确保了每一分钱都使用得清清楚楚，合理合规。 有一次，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和郑长秋一同去银行取八千元，由于银行工作人员不认识张玉凤，他们被留在会客室等候了两个多小时，直到银行确认了他们的身份。这个小插曲也反映了当时对领导人财务管理的严谨态度。 毛主席的衣橱里挂着的几件中山装都打满了补丁。即使是在北京寒冷的冬天，他依然穿着那条棉花都洗薄了的旧棉裤，寒气从补丁缝里渗进去，让他在办公室里看书时常常冻得发抖。警卫员心疼主席，想给他领新衣服，但被婉拒了。毛主席坚持让站在外面值班的警卫员穿新棉裤，表示自己的旧裤子还能继续穿。 在饮食方面，毛主席同样十分简朴。咸菜、馒头、小米粥是他日常的饭菜，却吃得津津有味。繁忙工作中，他常常顾不上用餐，等到忙完工作再吃时，饭菜早已凉透，但他从不抱怨，匆匆吃几口又投入到工作中。 尤为难得的是，毛主席坚持执行＂自费制度＂。每次参加公务活动，无论是去钓鱼台还是人民大会堂开会，喝茶的费用都由他自己承担。1965年回井冈山的七天行程中，他仔细计算了所有开支，按照发票缴纳了全部费用。面对不理解的人，毛主席常说：＂如果我可以随便吃、随便拿，那么其他干部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这样国家就没法治理了。＂ 在毛主席的带动下，党的干部们都自觉践行这一原则，无论是中央开会还是基层视察，都主动承担个人花销，不给地方政府和群众增加负担，为党和国家树立了廉洁自律的良好风气。 关于毛主席的稿费，长期以来流传着＂亿元稿费＂的说法，然而这完全是不实之谣。根据管理稿费的郑长秋和生活管家吴连登的证实，截至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时，他一生积攒的稿费总额为124万人民币，这是他留给世人的唯一财富。 毛主席的稿费主要来源于其著作在国内外的出版发行。1949年，当毛主席首次访问苏联时，发现自己的著作在苏联已有出版，但其中存在诸多不符合史实的问题。为此，1951年，毛主席在石家庄休假期间，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修改完成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些著作中的内容大多是他亲自撰写并修改的，因此获得相应稿费是完全合理的。 毛主席对自己极为吝啬，但对他人却总是慷慨相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毛主席为了资助进步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向故交章士钊寻求帮助。章士钊慷慨解囊，动用人脉筹集了2万银元资助革命事业。这份恩情，毛主席铭记在心，直到1963年才有机会偿还。从那年起，毛主席每年给章士钊老先生2000元，坚持还了整整十年，直到章老离世。 对于生活困难的亲友，毛主席也时常伸出援手。他的堂弟毛泽连因参加革命导致眼睛几乎失明，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生活十分艰难。毛主席得知后，不仅邀请他来北京就医，还资助了一笔钱减轻他的生活压力。 对于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战士，毛主席也非常关心他们的成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中南海内创办了学校，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一部分为每位战士购买了课本、笔墨和作业本，并聘请专职教师教授语文、数学、政治等课程。为了让战士们锻炼身体，毛主席还添置了单杠、双杠和哑铃等体育器材，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工作人员整理了他老人家的遗产，清单如下：有几套毛式中山装，500多元生活费和120多万稿费，还有10多万套书籍和生活用品。而其中的衣服、生活用品以及500多元被党作为文物收藏起来，供后人瞻仰学习。 毛主席生前曾经明确表示：＂我的稿费都是党的稿费，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住过的房子和用过的家具、地毯、锅碗瓢盆都是国家和人民的，在我死后也要还给国家和人民。＂ 1990年，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中南海地下室发现的那堆＂废纸＂——毛主席的账本，记录了他从五十年代到1977年初的所有开支，成为研究毛主席生平和思想的宝贵史料。这一发现也澄清了关于毛主席＂亿元稿费＂的不实谣言。 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和李讷严格遵循父亲的遗愿，没有索要额外的遗产。李敏仅接受了毛主席生前决定给她的8000元，与李讷获得的金额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