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是谁，已不可考，只知道他是西汉屯边的河西燧长，他的青春和生命早已化作粒粒黄沙，阵阵驼铃。居延汉简的发现帮助今人还原着千年前徐宗们的生活，尽管史书没有留下任何与他有关的痕迹，哪怕只是一个字。 元凤三年（前78年），正是赵过推广代田法、耿寿昌建常平仓之际。在那个雪夜燧所里的徐宗或许不知道，他见证的正是华夏农业从耒耜到耧车、从缦田到代田的关键一跃。两千年后，当风沙再次掠过那些曾种过代田的沟垄时，我们仍能触摸到木牍上深陷的刻痕——那是农人对土地最坚韧的告白。 元凤三年，居延甲渠候官第四燧，风卷着砂砾打在夯土墙上，我蘸了蘸陶碗里的盐水，在木牍上刻下：“徐宗，觻得成汉里人，田五十亩，直五千，用牛二，直五千……”这是都尉府要的“贳卖名籍”，可我总忍不住多刻几句——给长安的妻儿，他们或许永远收不到。 晨光未露，我便被牛铃声惊醒。田卒王仲牵来官牛，那畜生左角缺了一块，是去年匈奴袭扰时被箭擦伤的。 “徐燧长，今日该耕渠北的五十亩代田了。”王仲递过牛鞭。我摸了摸牛背——按《田律》，官牛腰围减一寸，饲者笞十。去年秋，同燧的李顺就因牛瘦被罚戍边三年。 田垄上，新制的铁犁铧泛着青光。这是大司农仿赵过的“三牛耦犁”改制的单牛犁，辕弯如月，比关中的直辕犁更适河西窄田。我扶犁下地，沙土在铧尖翻涌如浪。耕满一亩时，日头刚过燧台。王仲嘟囔：“若在关中，这牛能耕三亩。”我苦笑——河西的田，土硬如甲。 正午，风沙更烈。我蹲在代田的垄沟里，摩挲着去年埋下的麦秸。赵过大夫发明的代田法确是好法子：一亩三甽岁代处，既能防风保墒，又能休耕养地。可这居延的年雨量，还不够长安一场透雨。 “燧长！渠水来了！”田卒欢呼着奔向支渠。自耿公（耿寿昌）奏设常平仓后，敦煌、酒泉的屯田卒多了三成。我们第四燧分到的水，刚够浇三十亩。我盯着木斗量水——多舀一升，罚谷一石。 暮色中，我借着烽火余光读妻的来信：“……大女君侠善纺，得帛三丈，已纳算赋。次子辅言燧寒，寄枲履一双。”帛上的字被泪渍晕开，她定是又熬夜织布了。 上月托商人带回的耧车图，不知幼子通可看懂？这新式三脚耧，日种一顷，若能用在老家觻得的田里，阿父便不必佝偻撒种了。只是关东豪强多囤耧车，像我们这样的自耕农，怕要等上三年五载。 秋收后，我带着田卒将粟米运入仓。居延城仓的墙壁足有三牑厚，粟堆上插着木楬：“甲渠候官第四燧，粟百二十石，粺米四十石。”按《田律》，屯田卒留种食，余粮尽输军仓。 都尉府的张令史拨着算盘：“徐宗，田五十亩，亩收一石五斗，当纳七十五石。今实收六十石，何也？”我指天发誓：“四月霜冻，五月蝗灾……”他冷笑：“按耿大夫的《月令》，霜降当覆蒿，蝗至应举火，尔等怠惰！”最终，我们燧被罚补种宿麦三十亩。 昨夜羌人商队经过，我用半石粟换了把旧铁镰。那羌人老者盯着我的铁犁叹道：“你们汉人的犁，比我们的弯刀还利。”我抚着犁柄上的“河一”铭文——这是河东官坊的标记。听说赵过大夫在关中教民挽犁，一夫能耕百亩。可在这河西边塞，我们五十戍卒，才耕五百亩。 今日收到家书，妻说老家分到了“公田”：“县令遵陛下‘假民公田’诏，分无地者苑田二十亩，三年免赋。”可我知道，那些肥田早被豪强“名田”占尽，分给黔首的，不过是陂泽旁的薄地。 腊月，大雪封路。我蜷在燧所里刻木牍：“徐宗，小奴二人直三万，大婢一人二万，轺车一乘直万……”这是给刺史的“财产簿”。其实我哪有奴婢车马？可都尉府说，按《户律》，燧长需有十万家赀才合规制。 燧卒牛贵凑过来取暖：“徐兄，听说长安城里，赵过大夫的耧车能边耕边下种？”我摸出私藏的《氾胜之书》残简：“何止，氾大夫说用雪浸种，可防虫害。”我们相视苦笑——居延的雪倒是管够，可种子早在秋后就被鼠类啃去大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