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4月，李自成在武英殿召开军事会议，拟定刘宗敏出征山海关。刘宗敏则当众顶撞说：“大家都是做贼的，凭什么你在城里享受，让我去前线卖命？” 明朝末年，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动荡。接连的自然灾害导致了粮食歉收，饥荒蔓延全国多个省份，百姓流离失所，挣扎在生死线上，各地陆续爆发了不同规模的民变和农民起义，人们纷纷拿起武器，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众多起义军中，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逐渐崭露头角。李自成出身陕西贫苦农民家庭，曾做过邮递员，后来因生活所迫加入了高迎祥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起初，李自成的队伍只是一支小规模的农民武装，但在高迎祥牺牲后，他逐渐成长为重要领袖。 李自成义军队伍主要由饥民、难民、逃兵、驿卒和罪犯等社会底层人士组成，他们大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即使是义军中的高级将领如刘宗敏、牛金星等，也各有短板。刘宗敏原本是个铁匠出身的孤儿，牛金星虽然是举人出身，但因为诬陷他人被革去功名入狱，而宋献策则是一个以算卦为生的民间术士。这些人虽然有各自的才能，但视野普遍狭隘，无法为义军提供长远的战略规划。 1644年春，李自成率领大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统治了276年的明朝就此覆灭。李自成建立了＂大顺＂政权，自称闯王。新政权初期，李自成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废除苛捐杂税，释放囚犯，并尝试重建社会秩序。然而，好景不长，北京城内很快陷入了混乱。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原本的革命热情迅速被个人享乐所取代。李自成命令开始＂追饷＂，设立了专门的＂比饷镇抚司＂，向明朝官吏追赃助饷。刘宗敏等人用酷刑逼迫官员和富商交出财物，全城上下人心惶惶。据记载，刘宗敏还特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用于追赃，酷刑之下死者超过千人。这种狂热的掠夺行为，使得原本可能支持新政权的民众和知识分子迅速离心离德。 随着大量财富的掠夺，农民军内部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当初为求生存而＂造反＂的农民，变成了掌握权力后急于享受的统治者。＂小富即安＂的思想在军中蔓延开来，将士们不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惦记着如何带着财物回乡安享晚年。 更严重的是，义军内部对财富分配的暗流涌动愈发明显。刘宗敏作为二号人物，领导着李自成义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却也是腐化最严重的一支。他不仅自己大肆搜罗财物，还允许手下随意抢掠，甚至纵容士兵在街头巷尾拷打无辜百姓以获取钱财。与此同时，刘宗敏、李过等人暗中积累势力，对李自成的独享权力和财富分配不满，导致内部权力争斗日益激化。 大顺元年四月初，清军与吴三桂联军在山海关外集结，对刚刚建立的大顺政权构成直接威胁。李自成深知情况危急，立即在北京武英殿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应对之策。当时，武英殿内气氛凝重，众多将领济济一堂，等待闯王的决断。 经过一番讨论，李自成拟定由刘宗敏和李过率军前往山海关，迎战吴三桂和清军联合部队。然而，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刘宗敏公然顶撞李自成，当众说道：＂大家都是做贼的，凭什么你在城里享受，让我去前线卖命？＂这一番话如同惊雷炸响，令在场所有将领震惊不已。 刘宗敏与李自成的矛盾由来已久。作为义军的二号人物，刘宗敏一直觊觎最高权力，认为自己对义军的贡献不亚于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刘宗敏掌管着最精锐的部队，却也是最先腐化的一支。他在北京城内恣意妄为，杀人掠财，完全无视李自成制定的军纪。 更糟糕的是，义军的宰相牛金星也在暗中挑拨离间。他原本是个举人出身，自视甚高，一直认为自己比农民出身的李自成更有资格领导大顺政权。在这个危急关头，牛金星不但没有出谋划策，反而到处散布不利于李自成的言论，试图接替李自成的领导权。 在武英殿的军事会议上，将领们的站队选择也十分微妙。当刘宗敏公然顶撞李自成时，李过选择沉默，隐晦地表示支持刘宗敏的立场。田见秀等人则左右为难，既不愿得罪李自成，又害怕刘宗敏的报复。这种内部分裂的局面，使得大顺军在面对强敌时失去了统一的指挥和协调，军队四分五裂，纪律涣散，战斗力大大削弱。 面对刘宗敏和李过的抗命，李自成只能选择亲自率军出征。这是一个无奈的抉择，但也是唯一的选择。然而，此时的大顺军已经不是当初那支英勇善战的队伍。进京后的纸醉金迷和大肆掠夺，使得士兵们早已失去了战斗的勇气和意志。 在前往山海关的路上，大顺军的状况令人堪忧。士兵们人人身上都带着抢来的金银财物，腰里缠着、胸前裹着、背上背的都是钱财，生怕自己的战利品丢失。有的士兵甚至在行军途中互相交流＂打不赢就投降＂的言论，军心涣散到了极点。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带着大量的财物，士兵们行动迟缓，不堪一击。一旦遭遇敌军，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战斗，而是如何保住财物和性命。在这种情况下，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节节败退，最终兵败如山倒，被迫撤离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