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年，我抽到镇文教站当语文教研员。站长姓蔡，三十七八岁，老婆是粮站下岗职工，她回老家帮父母种了几亩稻田。 那时，国家工作人员都取消了粮油供应，要吃粮油，都得去市场上购买议价粮油。蔡站长每月要从家中扛来一袋大米，交到单位食堂。有一次我帮他扛大米时，笑着说："几十里路，骑自行带一大袋大米多麻烦呀″。 他叹了一声说：″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能省一点是一点嘛″。 我和他经常骑自车到各村小学，检查普九档案。 有一次，到了偏远的三家洼小学，正碰上吃午饭。几位民办教师，每人从家中带一罐熟菜拼在一起吃午饭。校长见蔡站长来了，连忙分吩咐一位年轻教师去割点肉，煮面条我倆吃。 蔡站长拦住了他，有些不高兴地说："割什么肉？你们吃得我就吃不得″？ 饭后，蔡站长教育校长："民师待遇低不假，但你们不能偷懒，把学校周围的空地开荒出来，种上蔬菜，不也解决了实际问题呜"？ 蔡站长是一位简朴的领导，站里的经费开支，一月一公开，大家一起审核开支，从不搞特殊化。 普九验收过关后，他调到教育局计财科任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