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1岁女知青，夜间独自去厕所，却神秘失踪。连队把整座山翻了个遍，却仍然找不到人。直到2009年，老知青们在聚会时，在沙发上抽烟的老知青突然问了一句：你们说，小朱有没有可能是自己走的？ 朱梅华出身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有正式工作，她是家中备受宠爱的女儿。自小性格活泼开朗，多才多艺，特别擅长歌舞表演。在知青群体中，朱梅华总是那个能够活跃气氛的人。也正是这样一个阳光女孩，却在西双版纳的雨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时的西双版纳地区正积极推进橡胶种植，甚至喊出了＂要橡胶不要命＂的生产口号。朱梅华所在的七营三连驻地位于中缅边境线附近约20公里处，一个被密林环绕的山窝窝里。全营共有120名知青，大家都住在两排简陋的茅草房内，条件极为艰苦。 与其他知青不同的是，朱梅华对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她常常利用休息时间向当地傣族、哈尼族的村民学习民族舞蹈和歌曲。当地村民也很喜欢这个能说会道的上海姑娘，教她编织传统手工艺品和识别雨林中的草药。 朱梅华的命运转折点出现在1973年。那一年，她获得特许回上海探亲的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朱梅华对母亲表达了不愿再回西双版纳的想法。她对母亲说：＂我不想回去了，我害怕死在那里...＂这句话仿佛一个不祥的预兆，让人后背发凉。 然而，朱梅华的母亲是一位坚定的老党员，她认为国家建设需要年轻人的奉献。面对女儿的担忧，朱母耐心地开导她：＂为国家建设，就要懂得为大家舍小家。＂在母亲的劝说下，朱梅华再次踏上了南下之路。 1974年4月2日，朱梅华和其他知青一样，在雨林中开荒种树，度过了普通而忙碌的一天。晚上七八点钟，大家都早早上床休息，为明天的劳动储备体力。 就在这个夜晚，躺在床上的朱梅华突然感到腹部不适，肚子一直咕噜噜地响。起初，她想忍到天亮，但持续的疼痛让她无法入睡。她询问舍友是否愿意陪她去厕所，可大家都表示刚去过，不想再出门。 最终，大约在晚上九点半左右，朱梅华独自一人，只拿着一盒火柴，穿过漆黑的篮球场，前往远处的厕所。当时正在篮球场练习骑自行车的小李，成为最后一个见到朱梅华的人。 第二天早上，朱梅华的室友刘桂花发现她的床铺空空如也。起初以为她在其他宿舍过夜，但询问后发现并非如此。大家开始在营地周围寻找，在通往厕所的小路上，他们发现了朱梅华平时穿的一只布鞋。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线索，21岁的朱梅华就这样在雨夜中消失了。 1974年5月，朱梅华失踪近一个月后，当地成立了专门的案件调查专案组。西双版纳已进入雨季，连日的降雨几乎冲刷掉了所有可能的线索。专案组首先考虑了四种可能性：是否返回老家、是否潜逃他国、是否自杀、或是他杀。 为了查证朱梅华是否回家，专案组派出两组调查人员前往上海和江浙一带走访她的亲戚。很快，这种猜测被排除——朱父在4月7日还给西双版纳寄来一封信，询问女儿的情况，这证明朱梅华并未回到上海。 朱梅华的失踪让当地其他女知青人心惶惶，没有人再敢单独行动，晚上更是紧闭门窗不敢外出。专案组最终将调查方向转向了奸杀或情杀的可能性，开始排查当地男知青和可疑人员。 在梳理出的几名嫌疑人中，朱梅华的前男友祝为鸣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两人同期来到西双版纳，曾有一段恋情，后来因故分手。有人举报，朱梅华失踪当天，祝为鸣曾找过她，两人还发生了激烈争吵。面对专案组的审讯，祝为鸣反应异常激烈，甚至一度上吊自杀以证清白。这种极端行为让专案组对他的怀疑有所减弱。 案件在1976年出现了转机。一位名叫蒋进杉的领导因玷污侄女被妻子举报。由于蒋曾是朱梅华的上级，专案组介入调查。在审讯过程中，蒋开始交代与朱梅华有关的＂罪行＂——他承认因为觊觎朱梅华的姿色，在她独自上厕所时实施了不轨行为，在遭到反抗后失手将其杀害，并将尸体埋在自家猪圈中。 专案组立即前往蒋家猪圈进行搜查，几乎掘地三尺，却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蒋进杉的供述被证实是为了混淆视听的谎言。最终，他仅因强奸罪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而朱梅华失踪案再次陷入僵局。 此外，专案组还发现了另一条被忽视的线索：朱梅华在失踪前两周收到了一封神秘信件。这封信的内容至今无人知晓，信件的发送者和与朱梅华失踪的关联也成为了未解之谜的一部分。 2002年，有人再次提起此事，但仍未发现任何新证据，只是徒增朱梅华家人的伤痛。 直到2009年，几位曾在西双版纳七营三连工作过的老知青在上海举行了一次聚会。岁月的流逝没有抹去他们对那段往事的记忆。 就在这时，一位坐在沙发上抽烟的老知青突然提出了一个从未被认真考虑过的可能性：＂你们说，小朱有没有可能是自己走的？＂ 大家开始重新审视朱梅华失踪前的言行：她对母亲表达的恐惧、她日记中的不安预感，以及失踪前一段时间的反常表现。这些是否暗示着她计划了一次不告而别？又或者，她真的遇到了不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