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时，一个看门的西路军老兵被无故打死，而凶手的作案原因竟然只是心情不好，最后也只被判了10年，时任军区司令的郑维山知道后，当即愤懑地表示：“必须打官司！我要为所有西路军战士讨个公道！” 侯玉春，生于20世纪初的北方农村，家里穷得叮当响，田地少得可怜，日子过得紧巴巴。1930年代，红军来到村子附近，喊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点燃了这个年轻人的希望。他没多想，背上破布包，告别爹娘，加入了队伍。后来，他被编入西路军，开始了一段苦到骨子里的征程。 1936年秋，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要在甘肃、青海一带开辟根据地。那时候，黄河水冷得刺骨，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渡河后，部队进了戈壁滩，补给跟不上，饿得战士们只能捡马料里的豆子吃。侯玉春咬着牙，扛着老步枪，走一步晃一步。到了祁连山下，仗打得更惨。敌人围困阵地，炮弹炸得石子乱飞，子弹用光后，他捡起刺刀跟敌人拼命。满地的战友倒下，他侥幸活了下来，可那场仗，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 史料说，西路军原来有两万多人，最后活下来的不到400。侯玉春是其中一个，拖着伤，靠着百姓给的干粮，跌跌撞撞回了家。可回到村里，没人把他当英雄，有人还背后嘀咕，说他是“丢了部队的人”。他不吭声，扛起锄头干活，后来辗转到医院当了个看门人，日子平淡得像白开水。 1983年4月，侯玉春还是每天早早站在医院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检查来往人的证件。春风有点凉，他把手揣在兜里取暖，腰板却挺得直直的。那天早上，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走过来，身材瘦高，衣服脏兮兮，走路晃晃悠悠，像刚喝了酒。侯玉春照例伸手查证件，谁知这人突然发火，抡起拳头就砸了过去。 侯玉春年纪大了，哪扛得住，摔在地上，后脑勺撞到石阶，血流了一地。那男人还不解气，又踢了好几脚，直到侯玉春没了动静才走开。围观的人不少，可没人敢上前拦。医院的人出来时，他已经没了气息，一个从战场上走下来的老兵，就这么倒在了和平年代。 警察很快抓了凶手，一个叫张某的无业男人。他交代，那天跟人吵了架，喝了点酒，看侯玉春站在那就烦，顺手打了。他跟侯玉春没仇没怨，就是心情不好拿人撒气。可法庭只判了他10年，说是故意伤害致死。侯玉春的家人拿着判决书，手抖得说不出话，四处喊冤，却只换来一句“依法判决”。这事传开后，附近人议论几天也就忘了。 侯玉春的死讯传到兰州军区司令郑维山耳朵里，事情才有了转机。郑维山也是西路军的老兵，当年在祁连山突围，带着几个人在雪地里啃草根才活下来。如今当了司令，他一直惦记着那些战友。那天听完汇报，他气得拍桌子，茶杯的水都溅了出来。他立刻派人查案子，又走访各地，找西路军老兵的下落。 查下来，他发现不少老兵晚年过得惨，有的捡破烂，有的连药都买不起。郑维山坐不住了，带着一摞材料跑到北京，找老领导徐向前和李先念，把侯玉春的事和老兵的现状摆在桌上讲了个透。两位老领导听完，点了头，决定向上反映。不久后，开了会，定了政策，西路军老兵的待遇终于有了改善。 侯玉春的案子也重审了，那个张某被加了刑，关的时间更长。几年后，甘肃建了座西路军纪念碑，上面刻满了烈士的名字，侯玉春也在里头。落成那天，郑维山端着碗酒洒在地上，算是给老兄弟们一个交代。西路军的故事慢慢传开，那些被遗忘的战士，总算有了点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