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民国教育史，"部聘教授"四个字闪烁着特殊的光芒。这一始于1941年的制度，在

翻开民国教育史，"部聘教授"四个字闪烁着特殊的光芒。这一始于1941年的制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试图为中国学术树立标杆，却在无意间暴露了学术评价体系中根深蒂固的权力逻辑。所谓部聘教授，是由教育部直接聘任而非各大学自主聘请的教授，代表着当时官方认可的最高学术荣誉。首批入选者如胡小石、柳诒徵、黎锦熙等29人，确实多为各学科翘楚。然而，这一制度背后折射的，不仅是国家对学术精英的礼遇，更是一整套知识权力重构的过程，其影响之深远，直至今日中国学术界仍可见其遗绪。 民国部聘教授制度诞生的历史语境颇为复杂。表面上，这是战时国民政府为"奖励学术文化之研究，予优良教授以保障"而采取的措施。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大学遭遇空前危机，高校内迁、经费短缺、人才流失严重。据统计，至1940年，全国高校教师数量较战前减少近30%。在此背景下，教育部试图通过部聘教授制度稳定高级人才队伍——入选者不仅享有每月600元的研究补助（相当于普通教授两到三倍的月薪），更可获得"永不失业"的承诺。这种物质保障与精神荣誉的双重激励，在烽火连天的年代确实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若将视野放宽，便会发现这一制度深深植根于民国时期国家与学术的复杂博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试图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先后通过《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等法规规范高等教育。部聘教授制度恰是这种管控逻辑的延伸，它将原本属于大学的教授聘任权部分收归中央，使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学术评价领域。入选第一批部聘教授的史学家萧一山曾言："此制之设，乃政府欲示尊师重道之意。"然而，当"尊师重道"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时，学术自主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张力便已悄然形成。 部聘教授的选拔标准耐人寻味。根据1941年公布的《部聘教授服务细则》，候选人须"在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任教授十年以上""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有专门著作且具有独创性"。这些条件看似客观，实则充满弹性。实际操作中，政治立场、人际关系、学派背景等非学术因素不可避免地渗入评选过程。语言学家王力曾回忆，某些当选者"学问固然不错，但未必是最顶尖的"。更值得玩味的是，部聘教授名额按学科分配，文学、理学、法学、工学等每科仅2-4人，这种人为的稀缺性设计，本质上是一种学术资源的行政分配。 部聘教授享有的特权形成了明显的学术等级制。他们不仅薪酬优渥，更关键的是可以"不受学校常规约束"，自由选择任教机构。历史记载，有的部聘教授同时在三所大学挂名领薪，引发普通教授不满。社会学家费孝通当时就批评："此制造成教授阶层分化，与学术平等精神相悖。"这种特权地位使部聘教授成为学术场域中的特殊存在，他们既是个体学者，又隐然代表着国家权威，这种双重身份不断重塑着民国学术界的权力结构。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部聘教授制度构建了一套官方的学术评价体系。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指出，学术场域中存在"象征资本"的争夺。在民国语境下，部聘教授头衔成为最具价值的象征资本，它由国家权力背书，迅速成为衡量学术成就的最高标尺。一个典型例子是，1943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时，部聘教授几乎全部入选，这表明行政认可已深度影响学术共同体的自主评价。当学术价值需要行政认证来确立时，知识生产的自主性便面临严峻挑战。 部聘教授制度对民国学术生态产生了复杂影响。一方面，它确实激励了一批学者潜心研究，另一方面，制度造成的学术阶层固化也不容忽视。年轻学者如钱钟书、季羡林等虽已崭露头角，却因资历不足难以入选。更严重的是，某些学者为争取部聘资格，开始调整研究方向以迎合官方偏好。史学家陈寅恪虽名列部聘教授，却私下表示："学术之高下，岂在名器之有无？" 这一制度还意外加剧了学术派系之争。1943年第二批部聘教授评选时，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学者之间的竞争白热化，甚至演变成公开论战。朱家骅任教育部长期间，浙大学者入选比例明显提高，引发其他高校不满。这类现象表明，当学术荣誉与行政资源挂钩时，本应纯粹的学术竞争难免异化为利益争夺。哲学家冯友兰在《南渡集》中感叹："今之学者，或争名于部，或争利于府，学问之道反为末节。" 民国部聘教授制度，揭示了一个永恒困境：如何在国家支持与学术自主之间寻找平衡？当代中国的院士制度、长江学者等人才计划，某种程度上可视为部聘教授的精神延续。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通过行政手段认定学术 excellence，都试图将学术评价标准化、等级化。而真正的学术创新往往产生于自由探索，而非等级化的评价体系。 民国部聘教授制度，亦是一面映照当下学术体制的镜子。当学术被纳入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当研究价值需要行政头衔来证明，知识的自由生长空间便可能被无形压缩。民国教育家梅贻琦曾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真正的大师之诞生，需要的或许不是精心设计的荣誉制度，而是一片允许自由探索的学术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