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龙友，这位在中医界举足轻重，如同领航巨舰般的人物，准确诊断出孙中山所患病情为肝癌且已无治疗希望，这一诊断后经病理解剖得以证实。有人或许会质疑，在当时众多医生都找不到病因的情况下，萧龙友真能如此准确判断吗？实际上，他深厚的医学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足以支撑这一精准判断。 萧龙友自幼接受严谨的家庭教育，文史功底极为深厚。萧家父亲萧端澍，曾在清朝担任官职，家学渊源深厚。但起初，他并未径直踏上医学之路，而是前往成都尊经书院修习文科。在 1880 年代，他的母亲因长期患病却医治无效，这促使他对中医的兴趣愈发浓烈，开始大量研读医学书籍，深入钻研历代名医的理论。 1892 年，成都爆发霍乱疫情，萧龙友积极投身到救治工作中。他与当时的名医陈蕴生携手，走街串巷，引领医务人员救治患者。1897 年，萧龙友考中丁酉科的拔贡，随后进入京城担任八旗教习，并被派往山东淄川和济阳两县任知县。清朝变法初期，他积极推动教育改革，还与外国神父进行过激烈交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毅然离开官场，回归医疗事业。 1912 年，萧龙友撰写了《息园医隐记》，阐述了自己对医学的独特见解。1914 年，他受命入京，任职财政和农商两部，并被任命为内务部顾问。即便工作繁忙，他也从未放弃对医学的钻研，最终成功获取医师资格。 1924 年，孙中山病重，萧龙友为其诊治。当时，众多医生对孙中山的病因毫无头绪，而萧龙友却能明确指出病在肝胆，已无药可救。这看似与其他医生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实则是他医术高超的体现。1925 年，孙中山因肝癌去世，遗体由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处理。医院对外宣称孙中山的内脏已焚化，可实际上，孙中山的肝脏被单独留存，医生通过病理切片和腊块标本研究病情，并将其储存在玻璃瓶中，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及其家族并不知晓此事。 此后，萧龙友辞去政府职务，开设私人诊所 “息园”，自号 “息翁”。他深受德国籍医生狄博尔的敬重，狄博尔常请他到德国医院会诊，在治疗大脑炎、糖尿病等疑难杂症方面，萧龙友表现卓越。他还特别注重中医药的传承，强调辩证施治，会依据病人的具体情况 “量体裁衣”。 1934 年，他与孔伯华、瞿文楼等名医共同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并亲任院长。对于当时政府轻视中医的现象，萧龙友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倡导中西医结合，主张改进中医药的实践。 1942 年，日军侵占北平时，闯入协和医院病理研究室，强行取走包括肝脏、肝脏切片和其他标本等物品，送往日军指挥部。汪精卫得知后，指派褚民谊前往北平与日方交涉，这些遗物最终被交还给南京的汪伪政府。肝脏等物品回到南京后，被安置在中山陵附近，暂时存放在孙中山的灵榇旁，并举行了正式安放仪式。肝脏标本被置于小玻璃瓶中，放入玻璃柜展示，肝脏切片和腊块标本则交给上海专攻癌症研究的医生汤齐平保管。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得知褚民谊暗中藏匿孙中山的肝脏，未按规定交付相关机构保管。1946 年，褚民谊被国民党军统诱捕至南京。在江苏高等法院的审判中，他被判处死刑，此时他提出愿交出孙中山的肝脏以换取赦免。蒋介石极为震惊，指示军统局处理此事。军统局派叶翔之和沈醉赶赴江苏，褚民谊指认汤齐平曾保管肝脏切片和腊块标本，军统局收回这些标本并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随后指示有关部门妥善保管，并致电中山陵园加强对肝脏切片和腊块标本的保管。 直到 1946 年，国民政府改组原本的管理机构，将这些遗物交由新的 “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 负责。该委员会曾讨论是否将遗物交给卫生署处理，但始终未得到回应，此后也再无关于这些遗物的档案记录。褚民谊虽曾试图为自己争取生机，但最终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被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