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韩先楚临终前，对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姚科贵说，我要给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打电话，让他给你安排工作。 1967年春节过后，一纸调令改变了姚科贵的人生轨迹。当时的福州军区政治部决定调他到韩先楚司令员身边担任秘书。姚科贵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十分忐忑。在他看来，无论是从资历、能力还是从专业水平来看，自己都难以胜任这一重任。 当军区办公室主任史明找他谈话时，姚科贵婉转表达了自己的顾虑。史明则鼓励他说，这是组织经过充分了解后做出的决定，表明对他能力的认可。史明还引用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古语，勉励姚科贵在工作中勤奋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最终，在组织的劝说下，姚科贵接受了这一任命。 1967年4月，姚科贵正式来到韩先楚身边工作。他第一次见到韩先楚是在前一年5月的一次军区党委常委会上。那时他作为会议记录员，对韩先楚留下了深刻印象：中等身材，腰板挺直，寸头，额头略微向前凸，说话声音洪亮。尤其注意到他左手几个手指的关节弯曲伸不直，后来才知道那是韩先楚在红25军当连长时，在战斗中被敌军子弹击中留下的伤痕。 在跟随韩先楚的日子里，姚科贵亲眼见证了他独特的工作方式。韩先楚下基层时从不事先通知，而是想到哪里看到哪里，只有这样才能看到最真实的情况。姚科贵跟随他走访了20多个县市，记录下基层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地方干部的工作态度，以及韩先楚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姚科贵积累了90多本工作笔记，记录了无数第一手资料。这些笔记不仅是工作的记录，更是他们共同奋斗的见证。姚科贵逐渐学会了配合韩先楚的工作风格，提前准备好相关资料，随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作为秘书，姚科贵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起草文稿。从1970年到1983年，他共为韩先楚起草了200多份文稿，约100万字。韩先楚思维活跃，记忆力强，对文稿要求极高，常常需要反复修改。有时一篇文稿少则修改两次，多则五次以上。 在福州工作期间，韩先楚始终关注着海峡对岸的情况。他不仅阅读内部的台湾情报资料，还让姚科贵到北京图书进出口公司订阅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中国时报》等报纸，多方位了解台湾局势。 那时大陆还没有普及电视接收设备，韩先楚创新性地指示姚科贵与情报部工作人员一起，在福州北峰选择一个高地尝试接收台湾电视信号。他们确实接收到了台湾的彩色新闻，尽管这种方法费时费力，但反映了韩先楚对信息获取的重视和战略眼光。 在二十年的共事时光中，韩先楚与姚科贵的关系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上下级。姚科贵虽然职务上是秘书，但在韩先楚眼中，他更像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伙伴。每当姚科贵因劳累过度或意外事故而生病，韩先楚总是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关心。他不仅会嘘寒问暖，还会坚持让姚科贵休息，甚至亲自安排车辆送他去医院检查治疗。 1981年冬天，韩先楚决定回访家乡。尽管天气恶劣，北风呼啸，加上他年事已高且身体状况不佳，但他仍坚持前往。姚科贵曾劝他改日再去，但韩先楚展现出的归乡决心让人无法阻拦。 当到达新集镇时，韩先楚提出步行回家，这让在场所有人都吃了一惊。经过大家劝说，他最终同意在公社办公室接见乡亲们。然而，与故友闵永进和吴海洲的短暂交谈后，他还是按捺不住想要亲眼看看家乡变化的心情，坚持回到村子里。 乡亲们热情地将韩先楚迎进吴海洲家中。当他看到吴海洲妻子身上的补丁衣服时，作为一位从这片土地走出的高级将领，他深受触动。病痛突然袭来，他捂住胸口，姚科贵立即提醒他服用随身携带的药物。 回到县城后，韩先楚立即安排向红安县调拨5万件旧军大衣。当姚科贵询问经费来源时，韩先楚表示即便从自己和后代的工资中扣除也在所不惜。他向姚科贵讲述了红安在革命战争中牺牲14万人的事实，以及＂红安＂这个名字背后的血泪历史。 1985年，韩先楚的肝癌病情加重，组织安排他去武汉东湖疗养。在那里，他开始思考身边人的未来，特别是跟随自己多年的姚科贵。 有一天，韩先楚拄着拐杖来到姚科贵的房间，表达了对耽误他发展的愧疚，并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再继续这样下去。姚科贵闻言感动不已，他向韩先楚表示，相比于韩先楚当年经历的艰难险阻，自己的付出微不足道。 1986年，韩先楚的病情持续恶化。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他亲自给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打电话。在电话中，韩先楚坦言自己身体不行了，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秘书姚科贵，请求余秋里为他安排工作。 余秋里了解姚科贵的能力和对韩先楚的忠诚，承诺会寻找适合他的职位，并劝韩先楚专心养病。这通电话，成为韩先楚生前最后的嘱托之一。 1986年10月3日，韩先楚因病逝世，享年73岁。而他的遗愿得到了实现——姚科贵被安排进入解放军装甲兵指挥学院工作，并于1988年授予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