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正遭遇深层的结构性挑战。在当下经济增速放缓这一表象背后，潜藏着更为严重的财富分配失衡危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基尼系数保持在0.47的高位，远远超出0.4这一国际警戒线，这种“哑铃型”的财富结构正成为制约内需的关键枷锁。 高收入群体虽然掌控着超过90%的社会财富，但其边际消费倾向却已降至0.3以下。他们对私人飞机、顶级珠宝等奢侈品的消费尽管能在短期内刺激特定产业，却难以产生普惠性的经济拉动效果。更需警惕的是，这类消费常常通过境外采购来实现，这反而加剧了资产的外流。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占人口90%的中低收入群体，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不到高收入群体的1/10，在住房、医疗、教育这“新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他们的消费能力被系统性地透支。 在此种背景下推行的消费信贷扩张政策，实际上是将金融杠杆强加到抗风险能力最弱的群体身上。2023年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攀升至63.5%，其中消费贷违约率较三年前增长了2.3倍。这种债务驱动型的消费不但无法形成可持续的需求，反而在制造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堰塞湖。当偿债高峰期与经济下行周期相叠加时，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债务违约，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就在眼前。 破解这一困局的根本途径在于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迫切需要建立资本利得税、离境税、遗产税等财富调节机制，把国有资本收益划转社保的比例从当前的10%提升到30%以上。同时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将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从21%提高到OECD国家平均35%的水平。只有借助制度性改革实现财富再分配，才能够真正释放14亿人的消费潜力，构建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模式。那种饮鸩止渴式的金融刺激，最终将会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当代经济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