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刚查完哨回到家里，伪副师长的妻子就慌里慌张的推开了房门，对他低语道:“今天下午在师长家打麻将，有人说小林已发现你早年是红军十四军营长，当过南通共党组织部长，现在还在与新四军联系，你要当心!”
1942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至暗时刻，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汪伪政权更是背叛民族，甘当敌人的走狗。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施亚夫接受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潜入汪伪部队，成为一名地下党员。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施亚夫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精心策划，编造了一个拥有1.5万余人的"绥靖军第七师"花名册。
这个花名册不是简单的名字罗列，而是一个庞大的、逼真的谎言体系，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完整的身份背景，每一个番号背后，都有一套详尽的部署计划，施亚夫就像一个出色的编剧，将这个虚构的军队编织得栩栩如生。
当汪精卫派来的心腹严济南来收编这支"部队"时，施亚夫的表演达到了巅峰，他不仅用花名册骗过了严济南的眼睛，更用自己的言谈举止骗过了严济南的耳朵和心。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施亚夫就像是在刀尖上跳舞，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暴露自己，但他却完美地扮演了这个角色。
凭借着这份出色的"演技"，施亚夫成功获得了汪精卫的信任和委任，被任命为伪七师中将师长。
这个身份，为他后续的情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对施亚夫来说，这仅仅是开始，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敌人的心脏地带，为新四军传递重要情报。
1942年11月，施亚夫迎来了他作为地下党员的最大考验，他获悉日伪军计划对新四军高级干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追杀行动，这个消息如果得不到及时传递，将会对新四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施亚夫深知，直接向新四军传递消息可能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假装对日军司令小林信男的计划产生怀疑，提出了一系列看似合理的质疑。
这不仅没有引起小林的怀疑，反而让小林对他更加信任。
与此同时，施亚夫冒着巨大的风险，通过秘密渠道迅速向新四军传递了这个重要情报，正是由于他的及时预警，包括管文蔚在内的多位新四军高级干部成功避免了被伏击的危险。
这次行动不仅挽救了新四军的重要力量，也让施亚夫在敌人心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然而，在敌后工作并非只靠一己之力就能完成，施亚夫深知组织的重要性。
他在伪三十四师中秘密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下设两个党小组，这个地下组织就像是埋在敌人心脏的一颗定时炸弹，不仅为施亚夫的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后来的起义行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但是，再完美的伪装也难以永远隐藏真相，1944年，施亚夫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日军开始对他产生怀疑，他面临着随时可能暴露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施亚夫做出了一个艰难而果断的决定：起义。
起义的日子定在1944年1月5日，然而，就在起义前夜，意外情况发生了，伪师长田铁夫突然邀请施亚夫去打麻将。
这个邀请就像是悬在施亚夫头上的一把利剑，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但是，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的施亚夫并没有慌乱，他镇定地接受了邀请，同时暗中安排起义计划继续进行。
整个晚上，施亚夫一边与田铁夫谈笑风生，一边在心中计算着时间，当天快亮时，他终于找到机会脱身，迅速与起义部队会合。
在施亚夫的指挥下，起义部队成功突破重重阻碍，最终安全回到了解放区，当施亚夫再次踏上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时，他的内心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激动。
多年的地下工作，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然而，对于施亚夫来说，革命事业永远没有终点，新中国成立后，他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安享晚年，而是继续为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先后担任了江苏省南通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将自己在地下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才干，全部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
1955年，新中国授予施亚夫少将军衔，这个荣誉不仅是对他过去贡献的肯定，更是对他继续为国家服务的鞭策。
施亚夫深知，和平年代的建设同样需要革命年代的那种拼搏精神，他以一个老革命的姿态，继续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1988年，已经74岁高龄的施亚夫又获得了一项重要荣誉——"独立自由勋章"，这枚勋章的分量，不仅仅在于它的金属成分，更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
它是国家对施亚夫一生贡献的最高褒奖，也是对那个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的深情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