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三一五曝光了很多食品问题，让我想起三鹿奶粉事件，作为中国食品安全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源自记者简光洲的孤勇调查。 2008年，甘肃岷县一名张医生发现多名婴幼儿患上罕见的肾结石。他注意到这些患儿均食用三鹿奶粉，但因投诉无门，最终通过参与汶川地震救灾的机会，将线索告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简光洲深入甘肃调查，发现14名患儿均饮用三鹿奶粉后，自费购买样品送检，确认三聚氰胺超标。 当时三鹿集团正因捐赠汶川地震灾区奶粉被媒体盛赞为“民族企业”，而简光洲面临巨大压力。他收到匿名恐吓信，甚至在报道发表前夜彻夜难眠。最终，他成为首个在报道中直接点名“三鹿”的记者，引发全国震动。然而，因担心家人安全，他于2011年退出新闻行业，转行成立传媒公司。 三鹿集团早在2007年底便收到消费者投诉，但高层选择掩盖。2008年5月，技术团队检测到奶粉中“非乳蛋白态氮”含量异常，怀疑是三聚氰胺，但未采取行动。8月1日，内部检测显示16批次样品中15批次含三聚氰胺，董事长田文华连夜召开会议，决定以“产品升级”名义秘密召回，并对外将三聚氰胺称为“A物质”，要求严格保密。 更讽刺的是，三鹿曾向汶川地震灾区捐赠问题奶粉。一名浙江母亲因女儿食用后患病，发帖质疑“这种奶粉能救灾吗？”，反被三鹿以4箱新奶粉收买删帖。 新西兰恒天然公司作为三鹿股东，早在2008年8月检测出问题并要求召回，但遭拒绝。恒天然转而通过新西兰政府向中国国务院施压，成为事件曝光的直接推手。9月11日，《东方早报》报道后，三鹿仍矢口否认，直至当晚卫生部公开质疑，才被迫承认。 事后调查发现，22家企业69批次奶粉含三聚氰胺，包括伊利、蒙牛等巨头。国家启动最高级应急预案，免费筛查2240万儿童，确诊29.6万患儿，其中6人死亡，5.2万人住院。 事件根源可追溯至奶源争夺战。三鹿为降低成本，推行“奶牛下乡”模式，由奶农散养。奶农为增加产量，向牛奶兑水并添加尿素、蛋白粉，最终发现三聚氰胺成本更低且无味，能通过蛋白质检测（以氮含量为标准）。每吨牛奶仅需添加2.5公斤三聚氰胺即可达标，而三鹿对此心知肚明，却默许以维持低价优势。 甘肃岷县一对双胞胎兄弟王鹏、王贺，因食用7箱三鹿奶粉，8个月大时确诊肾结石。虽经治疗，但留下尿不尽、免疫力低下等后遗症，身高远低于同龄人。湖南患儿任辰（化名）3岁时确诊双肾结石，2013年病情恶化需长期透析。 尽管政府设立11亿元赔偿基金，但受害者家庭普遍认为补偿不足。死亡患儿仅获赔20万元，重症3万元，一般病例2000元，且后续治疗承诺未完全落实。 田文华2009年被判无期徒刑，但因“狱中表现良好”于2012年、2014年、2016年三次减刑，刑期缩短至2027年出狱。 三鹿事件不仅摧毁了30万家庭的健康，更重创国产奶粉信誉。尽管政府加强监管，但受害者终身后遗症、责任者减刑、品牌复活尝试等争议，仍在刺痛社会神经。当时总理温家宝讲话：“一个三鹿奶粉，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场灾难警示世人：漠视生命的企业终将付出代价，而真相与正义的追寻，永远不应止步。
